党史学习教育 中史大事记简表（1949-1978年）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首都北京 30万军民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取得胜利的中国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950年10月8日，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 “绞杀战 ”、抵御 “细菌战 ”、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1年 12月 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 ”斗争。“三反 ”运动历时半年多，于 1952年 10月结束。这场斗争，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党人和领导干部清廉、惩治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1952年 1月，中央决定在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反 ”运动。“五反 ”运动于 1952年 10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 “五毒 ”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主义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 ”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拉开了 “ ”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在“ ”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 ”，实际上是刮 “一平二调 ”的“风 ”，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 “党天下 ”，要求 “轮流坐庄 ”，把人民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分子进攻。对极少数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

　　作问题，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前期基本按上述精神进行。

　　彭德怀于7月14日给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彭因此被指责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是向党进攻。根据的意见，会议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夭、周小舟“集团”的斗争。

　　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6日，在一个批示中，把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节俭财政支出，稳定市场物价，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1962年1月，“七千会”召开，初步总结“”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开始恢复。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为进一步总结 “ ”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会）。代表中央

　　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 “ ”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七千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 “ ”和“反右倾 ”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 ”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 ”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 ”进入 “全面夺权 ”阶段，很快发展为 “一切 ”以至 “全面内战 ”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 “文化大 ”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 “二月逆流 ”，受到压制和打击。

　　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 “文化大 ”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 “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和《中国党章程》。其中党章把作为“同志的亲密战友和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国党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４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九大使 “文化大”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

　　1970年至 1971 年间发生了反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武装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 “文化大 ”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1年9月8日，下达了发动武装的手令，企图杀害主席。阴谋败露后，、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中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

　　党的十大以后，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 “ ”，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在北京举行，2885位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四届全国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总理、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1975年初，四届全国一次会议闭幕后，在、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 “四五 ”计划基本完成。

　　1976年，周恩来、朱德、先后逝世。逝世前后，“ ”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家深感忧虑。10月 6日晚，、叶剑英等代表中央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 ”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

　　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 “ ”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 “ ”，结束了 “文化大 ”，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 “文化大 ”结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仍然肯定 “文化大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 “文化大 ”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为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为。

　　1978年 5月 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线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 ”设置的禁区 “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 ”的群众运动，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