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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印度人可能同时热爱英语和他们的祖国吗?

一个印度人可能同时热爱英语和他们的祖国吗?

  10月24日,英国政坛迎来了今年的第三位首相,42岁的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成为两百多年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也是首位印度裔首相。作为移民二代,苏纳克的成长轨迹属于典型的英式“精英”。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并娶了印度第二大IT公司印孚瑟斯创始人的女儿阿克沙塔·穆尔蒂。

  2022年恰是印度独立75周年,而苏纳克就任的时间正值印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排灯节。尽管他并无印度生活经历,但有殖民地血统的人成了曾经宗主国的首相,这一“反转”依旧让众多网友唏嘘不已。

  然而,英印两国的关系远非“反转”可以简单概括,英国的烙印已深刻嵌入印度社会,最显著的现象也许就是全民英语学习的热潮。

  如果需要学习英语才能成功,“一个印度人可能同时热爱英语——一门外国语言,和他们的祖国吗?”在《印度青年狂想曲》的作者普拉姆看来,这可能是当代国际化的印度人面对的最棘手的身份困境。从乡下的送奶工变身城里的口语教师,穆因·汗便是这热潮与困境中的一员,以下是他的故事。

  十年前,穆因·汗自己也连ABC都不会。他17岁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免费英语课,那时他还在村子里的市集上卖气球,基本就没上过什么学。他全家的收入都靠着两头牛;从他能提得动木桶开始,汗就每天挨家挨户送牛奶。晚上,他在大街上铺一张布卖东西——“柴火、玩具,什么都卖”。汗没有条件把珍贵的白天浪费在教室里,于是他进了一个当地的学校,每年去一次就行——参加期末考试。有几件事他很清楚:三年后他将拿到一个文科的本科学位;但他不知道这能用来干什么。他知道有人可以通过受教育变得有钱有权;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选择。穆因·汗既不能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加入新的精英群体,也不能进入行政服务这行成为老派的精英。他爸爸没钱让他像维内·辛格尔那样受教育,他上不了德里的培训中心,连老普路上的都去不了。

  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不需要考试就能拿到——做接线员。这是一种进入白领世界的终极骗术。想要这份工作,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会说英语。不是那种英语文学里的英语,或者官方项目报告里的英语,而是低配版的英语,所谓的英语口语。它对使用者的要求不过就是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进行基本交流。英语口语将成为新印度实操性的语言,混合菜系餐馆、购物中心和机场值机柜台的交流用语。

  更重要的是,英语口语使得印度接线年,德里的一名企业家在他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挂了两排交叉的纱丽,给每个“电话亭”装上一条电话线岁的年轻人来接电话,就这样将他的点子付诸实践了:把打给美国公司的电话转接到印度,收费仅为美国本地同样服务的一小部分。正如他转年对记者所说的那样,总要有人把1亿印度人合起来的英语能力变现。

  线年,印度获得了超过一半的世界接线年,印度的接线业务达到顶峰,收益增长了38%。到2006年,穆因·汗在借来的电话上接了一通服务热线,第一次流畅地讲英语时,整个国家都对接线万印度人在接线行业工作。第一批接线中心的雇员都是会讲英语的城里大学生,对他们来说做夜班接线员是实现经济独立的一条捷径。所有那些在古鲁葛拉姆或者班加罗尔的“跨国”公司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取美国名字——哈里什(Harish)就是哈里(Harry),贾纳丹(Janardhan)就是约翰(John)——然后训练他们的口音,直到他们的“r”都软了下来,“v”和“w”能区分开。2000年代后半期,这个行业发展得比大学生加入的速度还快。为了保持发展速度,接线行业需要寻求另一个层次的人力资源——那些不会说英语但能被训练得像会说一样的人。印度就以这种方法试图成为一个国际强国。很快,英语口语的生意就成了印度实现梦想的大本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你就到当地市场去数有多少个英语口语中心的广告。它们和帮你准备考进理工学院或者公务员体系的那些培训机构的路数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不需要任何过往的学历资质,培训的时长由你自己定,还有就是不管你最终学会了多少英语,出来都是赢家。

  2004年夏天,“自然创意英语梦”在孔达开了一间培训中心。这个村子距离兰契大概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但却落后了一百年。除非迫不得已,你是不会开车到那去的。终于,有人找到了去那的理由。为了让培训中心运转起来,负责人邀请了全村的年轻人来上一堂免费的课。第二天,来了七个孩子,穆因·汗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说英文,简直让他着了魔。那个人在接下来一小时说的所有话,在汗看来都是他在这世界上闻所未闻的知识。那天,他拖着不情愿的步子走出教室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想找几个硬币却发现了金银宝藏的小偷,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成为这样的男人。”

  新生在开始上课之前要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穆因·汗足足花了11天才开口。他害怕的不是说英语。每当他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让他张不开口的是他的“层次”。他认识班上的每个人;知道他们都来自“有地位”的家庭,而且以前都上过学。他害怕他们能闻到他身上的牛粪味。只有当他的英文和他们处在同一水平了,他才能和他们以同学相称。为此,之后的六个月里,汗基本就没睡过觉。

  它对于社会凝聚力造成的持续威胁让不同立场的评论人士都忧心忡忡。连圣雄甘地都有名言说:“让千百万人学习英语,是对他们的一种奴役。”

  还有一次,独立后的印度议会对于以地方语言代替英语作为高等教育语言的建议犹豫不决,甘地对此称:“恶意将外国语言强加于国家的青年将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男孩子必然认为不会英语他们就做不了公务员,而女孩子则被教育英语是婚姻的通行证。”

  甘地首次讲话一百年之后,英语成了这个国家全球计划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它仍然被看作一种排他的工具。

  “英语对个人或社会有害,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奇坦·巴哈特说。他自封为一场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而引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就是英语习得资源的不平等。巴哈特是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投资银行家,2004年他用英语写了他的第一部校园爱情小说,也是在这一年,穆因·汗的村子里建立了第一个英语口语培训中心。那时候只有一小群人——从小听说读写都用英语的人——才会用英语写书。而且他们用的英语也自成风格——大词、长句、文绉绉、东方主义浓重。巴哈特却把“通俗”(Popular)一词放在英语小说前面,并在之后的十年里写出六部小说,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每本新书都刻意用简单的英语写作,他也收获了数以千计的“新兵”与他共同对抗他口中的“语言中的种姓体系”。

  如今,汗已经从(口语培训学校的)讲师晋升成 “教学主任”。他的第一堂课从早上7点开始,最后一堂在晚上11点结束。我表示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也知道,”汗说,“但这给我带来快乐。现在我的学生有的在美国,有的在英国,有的在沙特阿拉伯,有的在IIT(印度理工学院)、IIM(印度管理学院),还有20个是PO(银行的实习职员)。是这些激励我继续工作的。”

  汗告诉我说,他知道他的英语口语会让人对他另眼相看,并利用这一点“展示自己的地位。不管我在印度哪里,我心里都觉得说英语给了我面对一切的勇气。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在机场,还是在银行,我总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我在德里的时候觉得很自信,我觉得高人一等,因为90%的印度人都想要会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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