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中关村

　　《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樊洪业主编，胡亚东、郑哲敏、严陆光口述，杨小林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定价：50.00元

　　中关村，如今已是世界闻名的地方了。它闻名在什么地方，似乎越来越不清楚了，是科学，是文化，是经济，是工业，是商业，是酒店酒楼，好像谁也说不清楚。但人们的印象却总是把中关村和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有近60年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心应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无疑的了。那么，它终究有哪些内容、哪些成就、哪些人物、哪些经历、哪些贡献、哪些影响应该记入史册，正是人们所期待的。樊洪业先生近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关村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整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一书就是樊洪业在这个题目下的众多成果之一。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记录、总评价，应该是人类文明、文化的最高点，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被人创造出的结果和过程都被放入历史之中，历史的责任重大，它有承前警后之作用。然而书写历史极不容易，写当代史受当代之制约，写过去的历史又受材料不足之限制，可以说历史研究既十分重要又十分不易，司马迁写《史记》，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更何况后来的“官史”了，外史、野史、演义虽可提供很多不为人知的材料，但其真实程度又令人质疑，所以顾颉刚曾说大禹可能是一条虫，说明历史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全真实，需要研究。近年口述历史的整理和写作发展很快，至少这种“口述”可表达的比较真实，比较可靠，比较生动。当然，人的记忆也有疏忽或不切之处，但总是相对好一些吧。《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因为是“口述”，述者多为在中关村生活过几十年的老学者、专家或老住户，他们都亲见了中关村的变迁，“述”起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有官史之味又有野史之趣。在中关村既可以窥见中国的起源，也可听到中国火箭技术的发展，至于计算机、半导体，直至信息技术所需的千万种“零件”，在中关村都不难找到其来龙去脉，都通过口述生动地体现了出来。数理化天地生是如何在这里生根发展，又对社会起了什么样的影响，更是中关村的火花耀眼之处了。

　　读《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使我想起五六年前读过的三本书：岱峻的《发现李庄》、岳南的《李庄往事》和刘振宇等的《中国李庄》，以及最近又读到岱峻的《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些都和中国20世纪学术史有密切的关系，都和那个时代长江畔的李庄有关系。我把中关村和李庄联系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我阅读时刻的感受却是非常相似的。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岂能相似，李庄的时代是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代，李庄又是很少有人知晓的四川长江的一个小镇，那里有的是寺庙和民居，贫困和文化，与学术绝无关系。中关村处于20世纪中国的和平时代，李庄处于中国文化的五四后启蒙时代，动荡不安，而中关村则是进入一个新时期又一次“启蒙”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李庄的文化时代是短暂的，只有五六年，而中关村则有不停建设的五六十年，相差十倍。然而细细分析这两个绝然不同的地方，却有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学者之精神。

　　中关村是幸运的，有“黄金十年时期”（1956年至1966年，樊洪业语），也有“十年时期”（1966年至1976年），然而李庄却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中关村的兴起是黄金十年的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这两个地方都为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另外，学者、科学家们不只在顺境中坚持他们的学术理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也不放弃他们的努力。李庄不但物质条件极差，社会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更差吗？然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却仍引起了西方学者费正清、李约瑟等的注意并亲来访问，而中关村则在“”十年中仍以似断似续的精神支撑着，“”后才能立刻与西方接轨，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的学者身上有一种“中关村精神”或“李庄精神”。读这些书会让人激奋，的确，学问是人做出来的，读这些书人们会得到解答案的。

　　读完《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名字：贝时璋、赵九章、汪德昭、汤佩松、马大猷、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以及“863”计划创始人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家墀四位，获国家科学奖的彭桓武、叶笃正、刘东生、吴文俊也都住在中关村，还有更多的前辈科学家也许成百上千！他们都曾生活和工作在中关村，今天的中关村人常常在思念他们。

　　中关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假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王勃一定会写道：“北京首都，中关新府，襟颐和而带圆明，控北大而引清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彩星驰，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真是“四美具，二难并”，这样的评论并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