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流行娱乐教父被日本人称为“神”却被曝光长期侵犯未成年

　　喜多川（Johnny Kitagawa）是日本流行音乐及偶像文化的缔造者，某种程度而言，的确是J-pop“神一般”的人物。

　　他在1975年创办了以男性艺人为主的经纪公司杰尼斯事务所（Johnny & Associates ），凭借精准的眼光及包装手段，推出过很多热门男子乐队和日系明星，如木村拓哉，和他所属的乐团SMAP。

　　杰尼斯旗下其他知名偶像团体还包括光GENJI、KinKi Kids、岚等，曾让亚洲掀起一股哈日风潮。

　　在日本，“杰尼斯”三个字如同梦想代名词，只要加入其中并出道，就有可能成为超级偶像。但“为了达成梦想，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这句话，也在无形中让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成为“上帝”般的角色。

　　喜多川本人保持着多个纪录：推出日本最多排名第一的歌手、最多排名第一的单曲和参与制作最多的演唱会。

　　但“性剥削”指控伴随着喜多川的职业生涯，而且受害者不少都是未成年男孩，甚至是在他2019年7月9日病故之后也如影随形。这些不仅仅是闭门造车的窃窃私语——全球媒体都在对这一丑闻进行讨论，有些指控还在民事法庭上得到了证实。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喜多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保持着日本国宝级的地位。即使死了，他仍然受到尊敬。

　　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发来慰问电。泪眼婆娑的日本名人和声名显赫的男子乐队成员在“东京巨蛋”（一座大型体育馆）的追悼会上进行了最后告别。

　　对于如此出名的人来说，现存的喜多川照片却屈指可数。他很少公开露面、接受采访或允许记者给他拍照。

　　喜多川还严格控制旗下明星的照片。在他去世四年后，少年偶像们孩子气的面孔仍然从广告牌和巨大的电视屏幕上眺望着日本的都市风景。这些J-pop偶像有着白皙光滑的下巴和松软垂下的刘海，他们不只是卖专辑，还为从房地产到隐形眼镜的任何东西做广告。

　　3月7日，英国BBC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揭露喜多川生前涉嫌长期性剥削旗下男艺人（多数是未成年男孩），以及日本媒体业如何对相关丑闻长期保持沉默的秘闻。

　　在超过30年间，日本社会一直保守着喜多川不为人知的秘密——隶属“杰尼斯事务所”的男孩们长期提出遭受性侵控诉。即使是在喜多川于2019年逝世过后，日本传媒依然对相关事件不予报道。

　　喜多川在世时，数以千计的年轻人都曾在杰尼斯事务所这个庞大体系里活跃。他们大部分人都与喜多川本人有过直接接触，后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职业生涯里，致力于发掘和培养年轻偶像。

　　喜多川创建的体系，允许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接触和控制年轻男孩。被称为“少年”的新成员在其他乐队担任伴舞，直到喜多川决定他们准备好首次亮相——并进入喧嚣的娱乐世界。这中间，可能需要数年等待。

　　Hayashi（化名）向杰尼斯事务所投递简历时，年仅15 岁。在试镜时认识了喜多川，给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是“善良、体贴”。然而，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转变。

　　就在第一次见面一周后，Hayashi被邀请住在喜多川的家里，被称为“宿舍”，因为有很多男孩会在这里过夜。

　　“过了一会儿，Johnny（指喜多川）告诉我，‘去洗个澡。’ 他洗了我的全身，就像我是一个洋娃娃一样，”Hayashi说。

　　“他们都告诉我，你必须忍受它，否则你不会成功。 我周围没有人退出。喜多川是唯一的成年人。所以我们无法与任何人交流。”Hayashi认为，这种沉默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与男孩们的成功梦想有关。

　　“成功的男孩们，感谢Johnny，他们的生活在进入该机构的那一刻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他们非常感激。这与那些性犯罪不同。我目前只在日本生活过，并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也许我错了。”Hayashi说。

　　早在1988年，前男子团体Four Leaves的成员北公次出版了《致光GENJI》一书，就将喜多川性侵自己的不堪往事写了出来。

　　此举可以说是引发当时的metoo风潮，自此包括中谷亮《杰尼斯的反击》、平本淳也的《杰尼斯的全部少年之爱》、丰川诞《一个人的旅行》、木山将吾《致Smap－以及所有的杰尼斯艺人》等书籍纷纷出版，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喜多川性侵的事实。

　　“其实，强尼先生（喜多川）自己是不喜欢男同性恋的。同性恋倾向有两种，一种是寻求同样喜欢男生的男生；另一种则是不爱同志的男同性恋。是的，喜多川是后者，他最喜欢的是有十几岁、有元气的异性恋男孩子。”北公次在《致光GENJI》中写道，他意在警告年轻偶像们。

　　然而，由于北公次书中并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加上主流媒体因害怕被杰尼斯而全体禁声，喜多川的性侵疑云成了一个“都市传说”，而被日本人当成单纯的八卦事件。

　　喜多川会给加入事务所的未成年男孩注射雌性激素，让男孩们的发育变得缓慢，使他们第二性征、毛发和声音都停留在幼态，以便继续被他性侵。

　　1999年，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文春》（“文艺春秋”旗下刊物）的两名记者，采访到了一名自称被喜多川性的十几岁男孩。这名男孩在上中学时加入杰尼斯事务所，性很快就开始了。

　　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他有相似经历的男孩和年轻人。他们的描述如此吻合，以至于记者们能够画出喜多川家中“宿舍”的地图，那里是大部分性侵发生的地方。

　　调查产生了一系列文章，记录了十多位有抱负的年轻J-pop偶像的指控，他们说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曾遭受过性。

　　在《周刊文春》系列报道中有大量生动的证词，包括对插入性行为和胁迫的提及。一位受害者说，他认为拒绝喜多川的示好会损害他的职业生涯。“如果你不服从Johnny先生，你的舞台地位就会受到损害。”

　　男孩的父母邀请喜多川来家中做客，并安排他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个房间，“我父母把他的和我放在同一个房间。那天晚上他把生殖器放在我嘴里。你不会相信的，我父母就睡在隔壁房间。”

　　日本媒体与喜多川的娱乐帝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故事被忽视了。

　　对该事务所言听计从的媒体机构，可以赢得日本最流行男团的青睐，包括让媒体获得更广泛的名声。对杰尼斯事务所或其旗下流行偶像说些负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切断与这一娱乐帝国的联系，并损失掉不可估量的收入。

　　即使在喜多川逝世后，杰尼斯事务所依然是日本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公司。不同于2022年知名导演园子温被爆出经常潜规则女演员的新闻，喜多川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掌握着日本媒体的发言权。

　　日本记者鲛岛宙对此解释：“记者通常仰赖自上而下的讯息，很少有人愿意改变现状，无论是线还是娱乐线，大家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人报道有损自身利益的新闻，没有人想惹麻烦。”

　　《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发表后，杰尼斯事务所阻止了该杂志及其姊妹刊物采访他们的任何一位明星，更别说其他深入的合作了。

　　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周刊文春》文章中提出的10项指控中有9项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包括喜多川在他的机构中性未成年人的指控。只有喜多川向他们提供香烟和酒精的指控被查明不属实。

　　喜多川恶劣的行为和故事被“掩盖掉”很多年之后，《周刊文春》参与报道的其中一名记者中村隆太郎（Ryutaro Nakamura）还是非常愤怒。

　　“我为此绝望了23年 ！”他对BBC的记者说，“自1999年以来，我始终对日本媒体感到绝望。而我也200%确定，他们（日本媒体）绝对不会去报道这件事。”

　　随着BBC纪录片的播出，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周刊文春》接连四周发布相关报道，继续深入揭批喜多川的性丑闻。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透露了更多内幕。

　　喜多川打造出一个“集体宿舍”，也就是前文所称的“训练营”。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许多未出道的杰尼斯少年在此居住，让他方便接触和控制。

　　其中，一位住在东京的30多岁年轻人向《周刊文春》提供的证词特别有意思：在当时的晚辈中，前辈们流传下来的有一个“不被性侵的秘诀”。

　　受访者表示，虽然有的前辈们会说“不接受就没工作”，但他们之中依然会传递“不会被侵犯”的秘诀——

　　睡觉时系上3条腰带，使裤子不容易被脱掉；若有连续3天都没被喜多川指名的孩子，大家会认为他“很安全”，并和他睡在一起；以及，行动时避免落单，“大家洗澡也都是两到三个人一起去洗。”

　　冈本于2012年至2016年签约于杰尼斯。大三时，曾登上《Myojo》（集英社）的封面。他是近200名后辈中最活跃的一位，也出现在电视剧《麻辣教师GTO》（2014 年，富士）和脱口秀节目《R的法则》（NHK E-tele）中。

　　15岁时，冈本把自己的歌曲小样寄给杰尼斯的一位经纪人，并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想要做音乐的愿望。2012年2月的一天早上，冈本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喜多川本人。

　　喜多川邀请冈本参加东京的一个音乐会。在喜多川电话打来五个小时后，冈本在5000名观众面前清唱了自己的歌曲。那天晚上，冈本受邀住进涩谷喜多川的公寓。不过，当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个月后，冈本又去了喜多川的公寓住宿。这一晚，喜多川行动了，冈本被强迫进行了性行为。到了早上，喜多川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说了声早安。他们一起出门搭电梯时，喜多川给了他一张折成小小张的万元钞票。

　　BB的纪录片中认为，日本是一个以礼貌为荣的民族。不礼貌不仅被视为烦人或粗鲁，而且在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许多日本人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别人带来不便。

　　《周刊文春》记者中村隆一郎认为“偏见”在否认喜多川劣迹中发挥了作用：“在日本，男人之间的爱情或性关系——人们似乎不相信。”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人普偏不相信男性有被性侵的可能，因此当他们受到性剥削时，许多受害者反而不敢发声，而成为社会上隐形的受害者。

　　“在日本，男性间的恋爱，甚至涉及骚扰或性侵的议题，民众大部分没有太当一回事，而这样的想法正是一种偏见。”中村隆一郎说。

　　长期以来，日本法定性同意年龄为13岁，在法律层面来观察，男性（不论是否未成年）从来没有被认定为的受害者。

　　甚至于，2017年之前，一名男子在日本法规中不存在任何可能性——因为刑法中“”的保护范围只有女性。

　　直到2017年，日本政府才将《刑法》中性犯罪相关条例作出修改——“罪”改为“强制罪”，并将受害者适用范围从“女性”扩大至“不论性别”。

　　从伊藤诗织（曾指控东京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性侵）开始，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愿意站出来指控自己被“异性”侵犯，然而，当受害者换成“男性”时，他们面对的是更多的嘲讽与偏见，甚至是说不出口的耻辱。

　　因应2017年将“罪”改为“强制罪”的修法，日本内阁府随后每三年开始发布“男女之间性暴力研究报告”，在2020年的全国大调查首次将“男性”纳入性暴力受害者中。

　　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日本年满20岁以上的男女，每24人就有一人曾发生性行为，虽然女性遭遇的比例相较于男生多，且仅有6.4%的女性会去相关单位报案，但男性在遇到性侵害后报案的数量却是——零。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喜多川性侵犯的男性，仍然不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错误的。

　　Ryu于2002年加入杰尼斯事务所，担任了 10 年的伴舞。和Hayashi一样，他以前从未公开谈论过自己的经历。

　　“当我在卧室时，jonny走进来说，‘你一直很忙。我给你一下。’ 他的手从我的肩膀开始，逐渐向下。到了某个点，它走得太远了，我说，不要再做了。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去了另一个房间。” Ryu当时16岁，喜多川七十多岁了。

　　今天，作为一个成年人，Ryu 并没有谴责喜多川。“我不讨厌jonny。我爱他。jonny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我欠他很多。我仍然认为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爱。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可能是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微笑着谈论它。”

　　“当杰尼斯事务所第一次联系我们时，我妈妈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家人想，‘哇，他能挣那么多钱。’ 我们并不富有。感觉就像一场梦，”Ren说。

　　如今在大阪一家酒吧工作的Ren说，他了解喜多川与一些有抱负的明星之间的交易性质。“有传言说，如果那种‘性骚扰’发生，你就会成功。”

　　当被问及Ren是否会为了事业而满足喜多川的性要求时，他回答说：“我的梦想是出名，所以我想我会接受的。”

　　不少日本家长都知道喜多川的“劣迹”，尽管如此，还是有父母愿意把孩子送进杰尼斯，并劝告说：“为了成名，你要对着喜多川先生抬高你的。”

　　时至今日，杰尼斯事务所仍然是J-pop世界中一个非常强大的机构，而喜多川一直被尊称为它的名誉领袖。东京总部的接待处挂着一幅巨大的他面部艺术作品——取材于他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

　　在多次寻求采访后，藤岛发表声明称：“自2019年我们的前任社长去世以来，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与时俱进的高度透明的组织结构，遵守法律法规，并加强与公正专家的合作治理。我们正在计划在 2023 年宣布和实施新的企业结构和体系。”

　　许多杰尼斯男星根本不想谈论他们的经历。因此，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有成就的 J-pop明星中（包括木村拓哉）有多少人遭受过性。

　　3月17日，《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主创以视频连线形式，接受媒体的采访解释了创作初衷。制作人Megumi Inman说：“没想到人们会这么不敢开口。而且，这个案子几乎是一个神话或都市传说。我们看到了虐童被当成明星八卦，不被重视。”

　　当这样的社会体系遇到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娱乐产业链时，日本媒体的集体沉默，也就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形容人们因为害怕或者难堪而故意忽略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帮凶。

　　几年前，撰写过喜多川专题文章的爱尔兰记者大卫·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曾预言——喜多川2019年死后会有大量的爆料，因为他再也不能控制媒体了。但是，日本媒体仍然没有跟进报道，以“死者为大”的名义。

　　“他不是某个人的祖父，而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公众人物，我认为躲在那些借口和文化禁忌背后的日本媒体，反而更让人感到不舒服。”麦克尼尔认为。

　　不过，BBC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反响，甚至是打破了媒体的“沉默之墙”，包括朝日新闻等知名媒体也开始报道喜多川的丑闻。

　　日本为数不多的专门帮助性犯罪中男性受害者的治疗师山口伸树说：“日本有一种羞耻的文化，如果你有个人问题，你不会谈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