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命当上童星的牛犇待养子如亲生83岁入党88岁还在拍戏

　　在银幕上，牛犇扮演的大抵都是配角。但不管戏多戏少，表演一向认真，有时那怕是只有一、二个镜头的戏，他也千方百计想法使那点戏“闪光”，给观众留下印象。

　　牛犇从1945年11岁作为一名童星上银幕，至今70多年来，已经参加拍摄了《圣城记》(1946)、《海誓》(1949)、《龙须沟》(1952)、《海魂》(1958)、《沙漠追匪记》(1959)、《红色娘子军》(1961)、《燎原》(1962)、《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和《泉水叮咚》(1982)、《棋王》(1988)、《假大侠》(1989)等近100多部影片。

　　几十年来，牛犇扮演的无数个角色，几乎全是配角，如村童、车夫、农民、艺人、战士、牧民、乞丐、工人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两个镜头。然而，不管戏多戏少，他都竭尽全力，一丝不苟。

　　牛犇今年整整88岁了，从童星到郭扁子，走过了一条并非平坦的道路，在影坛内外还留下了一些十分感人的故事。

　　牛犇有两个亲生儿子，一个养子。这养子叫谢恩。小谢幼年之时父母不和离婚，从小就跟着当城建工程师的父亲相依为命，上学后和牛犇的大儿子是同学，两人经常来往，非常要好。

　　牛犇对小谢的聪慧、诚实也留下了好印象。在小谢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病故了，成为一个孤儿。牛犇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很为焦急。他感到这孩子尚未成年，还需要有人照顾，就去安慰谢恩说：“我将尽力帮助你。”

　　但他说到做到，那些年来，凡是给自己儿子买衣服或添置其他什么东西，总有谢恩的一份，并亲自帮小谢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

　　牛犇还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小谢，让他随时可以来，要他节假日必须回家来一起过。在思想上也象对待自已的孩子一样严格要求。

　　谢恩虽然是个孤儿，却一直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亲热地叫牛犇为“爸爸”，后来谢恩连交朋友都要经过牛犇的“批准”。

　　原来牛犇并不姓牛，他的线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6岁时就父母双亡，跟着哥哥从天津老家流落到北京。

　　他曾经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受尽了百般的磨难。日本投降后他哥哥被“中电”三厂雇佣去开汽车，他们得以住进该厂宿舍大院。

　　当时他虽已十岁出头，由于营养的不足，健康的不良，长又矮又小。小巧玲珑，又手勤脚快，乐于助人，哪家有跑腿的事，他都抢着去做，很得人们的喜爱。人们也乐于帮助他。

　　就在1945年，住在同院的天津同乡谢添(1914-2003)，得知沈浮(1905-1994)导演的《圣城记》还缺一名扮演村童小牛子的小演员，就推荐了他。

　　他第一次参加拍摄的是掩护游击队的二段戏：“小牛子跑来报讯，游击队员丢下抽了半截的香烟匆忙逃跑，日军追来见烟生疑，小牛子急中生智把半截烟捡起来放在自已嘴上，倒背着双手走去……”

　　戏不多，但要求做到表现出“外表笃定，内心害怕”的样子，表演难度是比较高的。导演沈浮发了开拍令，牛犇怯场演不出，大家都很急，谢添在旁上去就给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果然奏效，打走了这位初入摄影棚者的紧张病。富有经验的导演，抓住机会，抢时间拍下了这场戏，事后还称赞他很会演戏。

　　接着，《甦凤记》(1947)、《天桥》(1947)和《满庭芳》(1948)等影片都相继请他担任角色，“小牛子”成为人们瞩目的童星，并被喻为“前途似锦”的“天才童星”。

　　后又经白杨(1920-1996)推荐，赴香港参加张骏祥(1910-1996)导演的《火葬》(1948)的拍摄，在影片中和白杨配戏，扮演小丈夫一角。

　　临行前，他去找谢添给他起个艺名。谢添从字典上找到一个“犇”字，就高兴地说：“你是演小牛子走上影坛的，再给你三条牛，就犇吧！”从此，牛犇两字就出现在银幕上。

　　牛犇至今忘不了居住在吴祖光家的日日夜夜，他工作那么忙还经常亲自为自己铺床、准备生活用品；也忘不了在张骏祥家包饺子，如家人般亲亲热热过年的景象；有一次，他半夜里从床上滚下来，是陶金把他抱，而他还没有醒来，第二天成为大家的笑谈……。

　　在港四年，他参加拍摄了《火葬》和根据长篇小说《虾球传》改编的《春风秋雨》，以及《血海仇》(1951)、《诗礼传家》(1952)和《狂风之夜》(1952)等多部影片。

　　1951年底牛犇跟着大光明影业公司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了长江影业公司，牛犇又应邀去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1952)的拍摄，于是之( 1927-2013)是主演。

　　牛犇从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流浪儿进入影坛、走上银幕，成为童星，成为广大观众欢迎的演员。那些前辈们不仅教会了他演戏，更重要的是教会了他做人。

　　后来牛犇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温暖着谢恩以及更多人的心。这也就是他说的“谢恩这孩子有我的影子”的含意。

　　长期以来他在水银灯下，可谓全神贯注。后来，即使离开了电影厂，不管是做工还是务农，他都一如既往拿出拚命干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末，他曾经主动要求下放去当农民，在上海郊区生产合作社和一名助手搭挡，饲养130头猪。他养的猪，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还学会了给母猪接生。

　　半年时间他所得的工分，比本社最强的劳力还多一倍。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女朋友王惠玲拎着大蛋糕去探望，他正在清扫猪圈，两人就在猪圈旁吃起蛋糕来。

　　中他受贬被送到一家生产合成胺的上海染化八厂“战高温”，当了7年的工人。7年中，他跟着三班倒顶班劳动，没有出过一次事故。

　　有一天，刚要出门去上中班，突然一阵头昏就摔倒了，邻居里弄干部把他扶起来，并替他打电话到厂里请病假。当他清醒过来后，还是挣扎着换乘三部车，赶了一个半小时的路去上班。

　　他迷迷糊糊进了厂门，还没走到医务室，就扒在一辆脚踏车上休克了。他就是有这样一股韧劲和拚劲。因此：每到一处都博得人们的欢迎和爱戴。

　　在当时他可以算得上是名演员了，但却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简直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敬重生活中的强者，也了解弱者。这也是他表演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他搭档扮演郭扁子妻子的牛凤英是话剧演员，对电影拍摄次序上的颠来倒去，表演情绪上的不连贯，很不适应，他就耐心地帮她设计动作，诱导她进戏，有的片段，和她一起排演数十次之多。

　　对于初上银幕的丛珊和青年演员朱时茂，牛犇按照导演谢晋的意图，循循善诱，帮他们找准人物关系，推敲细节，排练小品，使他们的演技得到提高。

　　《牧马人》上映后，牛犇收到了许多信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观众把对角色的崇敬心情转移到演员身上来了。”

　　是的，最早崇敬这个角色的还是牛犇自已：当他第一次读到剧本时就感动了，就爱上了这个角色。在那场内乱灾难中，他的经历、他的心灵。也恰如郭扁子似的善良、坦荡。

　　说起来，郭扁子还是牛犇饰演的所有角色中第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然而，成功却并非偶然。牛犇对郭扁子太熟悉了。

　　“十年”中，他受到过“郭扁子”的保护，遭冲击时，他被一位置景工人藏在劳保用品橱里才躲过了更惨重的打击。

　　而他自己也当过“郭扁子”，以同样的方式掩护了白杨和凤(1924-2018)；在一次批斗徐桑楚(1916-2011)、齐闻韶(1915-2001)和谢晋(1923-2008)等人的大会上，就在“派”挥舞皮鞭时，他勇敢地刷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文斗，不要武斗！”

　　于是他从“群众”的行列中除名了，后来又被发派去给遭受隔离的“牛鬼蛇神”送饭。他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千方百计照顾他们。

　　每餐都在食堂开门前就去把饭菜打来，尽可能使他们吃到热饭、热菜。但是，隔离房有十五、六间，每送一个都要开锁、端进、上锁，送到后面饭菜都凉了。

　　他就想办法在隔离房前面生个火炉，把打来的饭菜先摆在火炉上，再逐个发送。寒冬腊月，保证了这些被斥之谓“权威”的人们，都能吃到热的。

　　这一切，仅仅是牛犇人生途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那种情况下，他能够做的、已经做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是和“郭扁子”相通的。

　　如果我们把镜头的距离再拉开，从更大的角度来观察，就可以发现牛犇塑造郭扁子形象的成功，绝非仅仅是“角色对路”，更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力，而是和他长期的、丰富的生活积累有关。

　　1983年，牛犇因在《牧马人》里出色地饰演了郭扁子而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荣誉。

　　后来朱时茂也常常会提到当年拍摄《牧马人》时得到牛犇的帮助和指点。凡是和牛犇合作拍戏的年轻演员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导演谢晋1983年在授奖活动的学术报告中提到演员的修养时说道：“我曾经拍过好几部有骑马场面的戏，可是每次骑到快处都要找替身；只有牛犇在《红色娘子军》里的快骑是他本人骑的，还是一个紧急送信的场面，马不停蹄他就飞身下来了。”

　　牛犇骑马是在1958年拍《沙漠追匪记》时学会的。他用心记住了要领，一上马时，教骑的哈萨克族骑兵就以为他会骑，一个唿哨，马飞一般地跑了起来。

　　几圈下来，牛犇两腿的皮都因用力夹马肚而擦破了，渗出血来。人们方知他原来不会骑马，但此时，他却又学会了。

　　拍摄《飞刀华》(1963)时，牛犇演神鞭手华少雄。每天半夜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甩长鞭，不到一个月就练成了一手“神鞭”。

　　牛犇自小便是职业演员，他从没有专门花时间去学习这些生活知识和本领，只是在平日敏锐的观察和模仿中，逐渐学得的。

　　1957年，他和赵丹(1915-1980)、刘琼(1913-2002)、崔嵬(1912-1979)等人在外地拍摄电影《海魂》，正好赶上都在搞评级定薪。

　　而牛犇是童星出道，所以工资算比较高的，当他知道自己的文艺级别时，认为组织上把自己定级太低，所以在拍摄时候时常有些情绪。

　　其实当时也感到不公的刘琼却并没有过多的表露，论资历和影响力，在上影厂除了金焰(1910-1983)、赵丹外，就属他了，连白杨都要比他晚几年出道。

　　有一天夜里，黄宗英(1925-2020)给赵丹寄生活费来了，赵丹对牛犇等几个年轻演员说：“走，今天我请客去喝啤酒。”

　　那天夜里赵丹语重心长地对牛犇说：“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小老弟记住我的话。”这席话牛犇终生难忘。

　　2002年，刘琼去世。到追悼会上，牛犇才知道，老朋友早已在1983年实现夙愿加入中国党。

　　2007年，孙道临(1921-2007)去世，乔奇(1921-2007)去世；2008年，谢晋去世。牛犇送别老友。他们都是电影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也都是中国党党员。

　　这时的牛犇才意识到了入党的问题。直到2016年拍摄《邹碧华》(2017)时，剧组杀青之际，他终于递交了。

　　病中的秦怡，在华东医院写了字条，托上影演员剧团支部带来她的意见：“牛犇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我愿意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

　　2018年6月6日，在“我的电影党课”启动仪式上，83岁的牛犇宣誓加入中国党，实现了他心中埋藏了70多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