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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兴《论马融》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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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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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有女初长成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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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研究》专辑

论马融

郑先兴

（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马融是活跃于东汉中叶的著名经学家，曾奏书诬陷李固。“飞章虚诬固罪”所列的四宗罪，或者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惯例，或者是故意颠倒黑白，都属于虚构诬陷，撰写于质帝本初年即公元146年，其动机是妒忌和报复李固，而其深层原因则是马融的“博洽通儒”与“奢乐党附”的双重人格。桓帝时代对马融的评论是毁誉兼有，而历史传说中则发生了马融“追杀郑玄”与撰著《忠经》案。马融的人生可说是荣耀与污损同在，颇值得玩味。

关键词：桓灵时代；马融；“飞章虚诬固罪”;“追杀郑玄“；《忠经》

马融，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东北）人；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西历约公元79至166年。马融的活动主要在于东汉中期，而其印痕于历史的，一是作为著名的经学家，培养了郑玄、卢植等著名的经学传承人；二是作为东汉政府官员，“作飞章虚诬固罪”，帮助梁冀杀害李固；三是身后既有《忠经》传世，又有“追杀郑玄”的传说。可见，荣耀与污损同在，马融的人生颇值得玩味。显然，考究其行状，对于了解儒学的传承与发展，了解桓灵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士人生活及其精神，有着鲜明的麻雀解剖之个案价值。

一

“飞章虚诬固罪”的“虚诬”与作者

《后汉书》卷63《李固传》，记载了状告李固书信的《飞章虚诬固罪》：

“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贿，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慕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奢，辎軿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甫之位，实和阴阳，璇机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凌迟，而抵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

从这段文字看，“飞章”所列李固的罪状，主要有四宗罪：一是结党营私，收受贿赂，任人唯亲，搞自己的政治小集团；二是奢靡浮华，超标准享受；三是大不敬，在皇帝驾崩、全国哀痛之时，却幸灾乐祸，又委过于君，贪功于己；四是任职地方时，专横跋扈，造成了民生凋敝，社会动乱。这些罪状，措辞犀利，口诛笔伐。但史家记载时，却用“虚诬”一词，表明“飞章”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飞章”的“虚诬”在何处呢？

众所周知，汉代推行察举制，各级官员都有向朝廷举贤荐能的职责，而其所举荐之人，当然都是其身边所熟悉、亲近的人。察李固行状，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因受卫尉贾建举荐，大将军梁商作证，被任职为议郎，出任广汉雒令，可能是嫌官职太低，于是中途解印还乡隐居。随后，梁商将其召为从事中郎。永和中期（公元138-139年），荆州盗贼乱起，李固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半年内即平定；因太山郡盗贼起，梁冀迁徙为太山太守，不到一年，即予以平定。也许是因功绩显赫，李固被召回到朝廷任职将作大匠。不久，又升任大司农。冲帝健康元年（公元144年）冲帝即位，李固晋升为太尉。第二年，冲帝去世，李固举荐清河王刘蒜，梁冀坚持乐安王刘缵为质帝。至此，如果从出任从事中郎到太尉，即从公元133年到144年，李固在官场上已经混了约12年之久，案其职责所能举荐和使用之官员，大约正是50人左右。由此，“飞章”指责结党营私之事，其实正是李固的职责范围的事情，是其正常的工作。可见，这第一宗罪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礼制的规定，各级官员可以享受着相应的待遇。案，刺史“六百石”，郡守与将作大匠都是“二千石”，大司农“中两千石”；太尉与司徒、司空，被称为三公，“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1]作为朝廷官员，李固有着享用不尽的财富，而指责其“逾制”奢靡，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这第二宗罪，也是不成立的。

与李固交际的皇帝主要是顺帝、冲帝。顺帝去世，李固晋升为太尉，需要料理后事；冲帝去世，李固成功的阻止了梁冀意图秘不发丧搞阴谋的计划。所以，遭遇两次国丧，李固都不能如其他官员尽情的哀悼，而是有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可见，说李固大不敬的罪过，也是不成立的。

李固两次到地方任职，都是为镇压其民变而临危受命的。荆州也好，太山也好，李固都采用了怀柔政策。荆州的贼帅夏密带领其六百人投降，太山的盗贼被遣返回乡务农。由此，充分彰显了李固的地方治理能力和才干。而马融说其造成了“千里凋敝，兆人损伤”，无可置疑的是诬陷。

可见，“飞章”所列的四宗罪，或者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惯例，或者是故意颠倒黑白。总之，都是属于虚构诬陷。东汉政治生活之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卷63《李固传》记载“飞章虚诬固罪”时，并没有写出谁撰写。但是卷60《马融传》有“遂为冀草奏李固”；卷64《吴祐传》记载：“大将军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祐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去。”由此，“飞章虚诬固罪”，肯定是马融所为。

二

“飞章虚诬固罪”的时间与动机

“飞章”的作者是马融，但是撰写于何时？却是需要考证的。

根据《李固传》记载，“飞章”发生前，太尉李固与大将军梁冀的政见对立已经十分鲜明。其一，围绕着冲帝去世后的皇位继承人问题，李固主张册立清河王刘蒜，其意为刘蒜“年长有德”；而梁冀主张册立乐安王刘缵，其时年方八岁。梁冀的主张得以实施，刘缵被立，是为质帝。其二，质帝就位后，梁太后处于财政困乏的考虑，更多的信任李固，由此引起梁冀的猜忌。“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也就是这个时候，梁冀召集一些对李固不满的宦官、士人等，状告李固。马融的“飞章”当是此时所撰写。考其历法时间，当是质帝就位之后，桓帝上任之前，即质帝本初年间，公元146年间的事情。

“甘陵人刘文谋立清河王蒜为帝，蒜闭门拒文。事发觉，伏诛。贬蒜为尉氏侯，徙桂阳郡，蒜自杀。冀于是诬太尉杜乔、故太尉李固与文通谋。乔、固皆下狱。固门生渤海王调等十余人负铁锧诣阙理固；大将军长史吴祐伤固之枉，与冀争之，冀怒，不从。从事中郎马融主为冀作章表，融时在坐，祐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诛，卿何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乔、固遂死狱中，郡守承旨杀之。”[2]

桓帝即位之后，甘陵人刘文企图凭借清河王刘蒜篡夺政权，虽然刘蒜予以拒绝了，但是仍然被朝廷发现，刘文被诛杀，刘蒜也被贬斥，随后也自杀了。梁冀以此为借口，逮捕了杜乔、李固。李固的学生王调等肩负刑具为其叫冤，梁冀的长史吴祐也劝诫其主子，遭到了拒绝。此时，马融作为梁冀的从事中郎，正坐在梁冀办公室内。吴祐劝诫梁冀无果，转身见到马融，于是呵斥其“飞章虚诬固罪”。梁冀听不下去，起身而去。

据此，建和元年九月（公元147年），梁冀执意要杀杜乔、李固时，吴祐劝诫无果，于是才呵斥马融的。可见，“飞章”的撰写当是在此前，即桓帝即位前的质帝本初年，公元146年。论者谈及于此，指出，“飞章”“当作于冲帝永熹元年（145），而不可能作于桓帝建和元年（147）”。[3]显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考究其因，可能是论者忽略了两个事情。其一，冲帝驾崩的事。“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梁太后……”其二，帝位传承于谁的事。如上述，李固希望传位于刘蒜，而梁冀却主张传位于刘缵。结果是刘缵得以继任大统，梁冀的意见得以实现。[4]正是这两件事的进展，将时序推进到了质帝建初年间。论者没有顾及这些，所以错将时序定格在冲帝永熹年间了。

那么，马融为什么要附和梁冀陷害李固？换句话说，其撰写“飞章”的动机何在？

《后汉书》本传：“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诵》，以此颇为正直所羞。”案，范晔的意思，马融撰写诬陷李固的章奏，是因为害怕并攀附梁冀的权势。论者由此发挥，指出，马融的家世属于外戚，“盖季长原为兼具名士与外戚二重身分之人”，“而复生当士大夫与外戚斗争尖锐化之时代，故其立身处世遂不免暧昧动摇，朝秦暮楚，然则其初期所以不应邓鸷之召者，盖内心尚持士大夫之道德标准，而其后所以卒依附梁冀而无愧色者，则殆已一变而至外戚之立场耶？”“信如是，则远在党锢以前，士大夫与外戚（宦官）为二不同之社会集团之意识即已昭然名著，仅就马融之具体例证观之，已不难知之矣。”[5]又，“马融党附梁冀，飞章诬奏李固，究其根源于两集团的尖锐冲突不无关联。”[6]除此之外，有学者又提出了两点，一是学术思想的对立。“两人分属于当时对立的两个经学派别”，马融“属于古文经学派”，反对谶纬；而李固属于今文经学派，“把自然界的灾异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劝谏顺帝改良东汉弊政”。二是马融个人的因素，“畏惧权势，追求享乐导致”其“进退失据”。[7]显然，这些论析都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的，虽然为我们了解马融陷害李固的动机有所帮助，但是因忽略了历史细节，不能真正的把握其真实的动机。

在我们看来，马融之所以撰写“飞章”，除了李固的极端杰出所招致些小之辈羡慕嫉妒恨的客观因素之外，尚源自于马融自身的动机，即挟私报复李固而已。

问题在于，马融与李固在政治生活中何时有所交际？怎么会积怨呢？

考马融行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安帝时期。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年少时跟随京兆挚恂研习儒学，深受挚恂青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马融。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大将军邓骘召其为舍人。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拜为校书郎，诣东观典校秘书”，“十年不得调”。后来因为其侄儿在家里去世，邓太后下令禁锢之。邓太后去世后，安帝召回身边作侍讲。不久出任河间王刘厩的长史。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东巡岱宗，马融撰写《东巡颂》，感动了安帝，“召拜郎中”。第二年，安帝去世，北乡侯即帝位。马融任职郡功曹。

第二个阶段是顺帝时期。阳嘉二年（公元133年），被城门校尉岑起举荐，征诣公车对策，拜为议郎；不久，进入大将军梁商府中任从事中郎。大约在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晋升为武都太守。永和四年夏（公元139年），烧当羌反叛，护羌校尉马贤率领军队击破之。其时朝野兴奋，朝廷下令“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但是首次获胜后，马贤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守营自保。永和六年春（公元141年），马贤与且冻羌在射姑山激战，被战败；“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8]其时，马融已经预计马贤的失败，担心遭连累，于是上书朝廷，希望自己能亲自组织一支轻骑，各个击破叛乱的羌族。但是并没有得到允准。马融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是由此丢失了武都太守的职务，辗转其他地方后，才回到京城，进入了大将军梁冀的将军府，继续担任“从事中郎”。

第三个阶段是桓帝时期。可能是帮助梁冀诬陷李固有功，桓帝初年，马融被委任南郡太守。梁冀嫉妒自己的兄长梁不疑，限制其社交。“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9]“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免官。”[10]

由此，将马融与李固的行状放在一起比较，即可发现，两人有着一致的发家史。“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11]，于是汉顺帝召集贤良对策，两人同时拜为议郎。但有所不同的，一是李固曾遭宦官诬陷，而马融没有。二是马融直接进梁商府中作从事中郎，李固则是辞却广汉雒令后，才进梁商府中作从事中郎的。三是李固由从事中郎到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再到将作大匠、大司农、太尉，虽有挫折，但其仕途却比较顺畅。马融由从事中郎到武都太守，再回到从事中郎，其仕途艰涩，几乎没有什么长进。以马融的性格，其对李固的羡慕嫉妒恨，可说是在所难免的。最关键的是，李固晋升太尉后，将之前的百余人官员都予以了免职处理，由此可能损害了马融及其所荐举人的利益。这才是马融撰写“飞章”的内在动机，也是其报复的“私”字所在。

三

马融的贪奢人格及其渊源

如果说羡慕嫉妒恨是人之常情的话，那么，攀附权势与栽赃陷害则是人格问题了。考马融的人格，除了儒学的学术人生外，还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讲究享乐的奢靡人格。“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如其室者。”[12]“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13]

其二，无所作为的贪腐人格。“马融为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贪浊，受主计掾岐肃钱四十万。融子强又受吏白向钱六十万，布三百匹。以肃为孝廉，向为主薄。”[]又，“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郡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14]可见，马融任职期间，明码标价，肆意的卖官鬻爵；并没有依照儒家的要求，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其三，审时度势的攀附人格。上述为避免马贤军事失误的连罪而主动请战，即可为明证。此外，马融特别能攀附权势。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作《广成颂》，歌颂并建议邓氏。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撰写《东巡颂》，歌颂安帝的东巡。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桓帝“校猎上林苑”，马融撰写了《上林颂》。当然，马融的攀附权势最典型的，“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可见，马融为人极为聪明，能度势审时，洞明世事，从而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总之，马融的人生，除了经学的研读与传承外，还有一个奢靡贪腐、攀附权势与陷害忠良的一面。用范晔的话说，一面是“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另一面则是“奢乐恣性，党附成讥”，这就是马融生活实际所呈现的矛盾人生。矛盾人生归结其双重人格，即既博洽通儒又奢乐党附。以这种人格行走社会，好听的话说，当是范晔所谓的“知进退之节”；难听的话说，也是范晔所谓的“羞曲士之节”；通俗的话说，当是“见利忘义”。正是这种双重人格，生活中遭遇了“顺者昌逆者亡”的梁冀，于是情不自禁地跟随梁冀诬陷李固。这当是马融撰写“飞章”的深层动机。“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15]见于马融的声望，梁冀拿到“飞章”后赶快上交给皇太后，希望立即黜陟李固。好在其时梁太后头脑还算清楚，没有听之任之。李固算是暂时躲过一劫。

这里的问题是，马融的双重人格是怎样形成的？

对此，范晔明确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人的本质是奢乐贪财的，很少有人能克服。马融初入社会，即拒绝邓氏的征辟，显现了隐士的贞节；后来却党附梁家，还是没能把持住自己，甚至还做了不知廉耻的事情。“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第二，生活实情决定了生活的态度。“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16]人生的态度是有其所赖以生活的实情所决定的。生活困苦，就不可能讲究礼节；相反，生活富足，则更多顾虑生命的安全。一切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可见，在范晔看来，马融作为社会中的人，既生于“豪家”，又“惜不赀之躯”，所以奢乐攀附，可以说是势所难免。

另外，范晔还隐晦的给出了第三个答案。众所周知，儒家虽讲究舍生取义，但也重视“将以有为”。管仲没能如召忽尽忠于其主子公子纠，反而辅佐仇人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从而成就了齐国的“九合诸侯”霸业，孔子于此很是佩服。“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7]由此，孔子所推崇的是“将以有为”，是大仁大义。马融熟读经典，“博通经籍”，所以孔子的思想及其对管仲的评价，不仅是烂熟于胸，耳熟能详，更重要的是能贯彻行动的。当其求学、游学之后，曾经想隐居修身。但是因羌族叛乱，粮食奇缺，造成了生活的困顿。此时正好邓骘征辟，马融不得不应征。“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18]显然，马融所说的，与孔子心目中的管仲形象，完全是吻合的。可惜的是，马融没有得到管仲的官位，所以他妒忌李固，协助梁冀陷害他，其目的就是能够换取梁冀的信任，得到太尉的官位。但是，梁冀只是利用他，并没有重用他，只是为了安慰他，委任他为南郡太守。马融自然不甘心了，所以转而拜谒梁不疑，反而遭到梁冀更大的报复，挨了顿揍，被贬职到边疆，弄了个自杀未遂，没有因此而丢掉性命。由此，在范晔看来，马融的政治理想是如管仲一样，能够不拘小节，执掌权柄，从而推进历史的进步。遗憾的是，马融的理想没有实现，只能奢靡于浓浓的世俗生活之中。所以，在南郡太守任职上，才能无所顾忌的贪腐。论者有说：“马融流放朔方，显然与梁冀无关。马融在郡贪浊，故其有意杜撰得罪梁冀一事为自己辩护。范晔《后汉书》所言出自马融《自序》，故不可信从。”[20]认可马融贪腐而忽视其攀附的观点，显然，这个认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政治生活中，贪腐与攀附是分不开的。贪腐依附于攀附，没有攀附不可能贪腐。

四

马融与“追杀郑玄”、《忠经》案

历史是人们自身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必须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与效益。马融既然是以“博洽通儒”与“奢乐党附”的双重人格行走于历史之中，那么，自然就赢来历史的评议与责难。

如前所述，马融时代吴祐就当面予以批评。其时，社会上对马融的非议还是不少的。马融的女儿马伦自然是为其生父辩护的。据史载，马伦嫁给汝南袁隗，新婚初夜，可能是不满于马融的名声，袁隗对马伦的奢侈陪嫁、优先姐姐出嫁，尤其是马融的贪腐提出了质疑。马伦巧舌如簧，予以了机智的应对。

“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诉。家君获此，固其宜耳。’愧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21]

袁隗说，以马融胸中自有儒学经典，文才又堪为宗师，为什么还要职务犯罪，随处敛财受贿呢？马伦辩护说：孔子那样的圣人还遭到孙武叔的妒忌毁谤，子路那样的贤者也遭遇公伯寮的起诉；家君遭人举报受贿，自然是难免的。袁隗听了心有不服口却不能说，但是门外闹洞房的人听到后却深感有愧。

可见，毁誉兼有，可以说是桓灵时代对马融的基本结论。围绕这个结论，历史传说生发了极强的生命力，这就是马融的“追杀郑玄”与撰著《忠经》案。

关于“追杀郑玄”案。

《世说新语·文学》第1条：“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归。玄竟以得免。”

这就是所谓的“马融追杀郑玄”的故事原型。考究史实，依照马融的人格，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弟子残忍逐杀。南梁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明确指出，这属于民间传说，不足为信：“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有学者也加以考证说，这“不合情理”，“跟马融的为人品性格格不入”，“追杀之事正史不载，别传不记，说明属于无中生有”；追杀之情中的郑玄蜷局桥下、马融占卜等情节，“属于捕风捉影，虚生枝节”。[22]但是也有信以为真的。“愚谓马融乃得罪明教之人，安得云被服仁义？此事或有之，不必为之辩。”[23]也有学者作了客观的论述，清王鸣盛《蛾术编》：“融欲害玄，未必有其事。而郑鄙马则有之。盖融以侈汰为贞士所轻。”“郑虽师融，著述中从未引融语。独于《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云：‘俗人，马融之徒’。”可见，郑玄虽然师从马融，但鄙视马融的奢乐，将其看作是俗人。“马、郑都是大学者，汉末魏晋以来，由于两人的行止，舆论多郑而少马，所以就在师弟关系上附会了马融的忌刻和郑玄的机智脱险故事，以寄对人物的褒贬，其机理大概如此。”[24]

关于撰著《忠经》案。

“《忠经》一卷，旧本题汉马融撰，郑玄注。”

其相关的研究，“多关注其当代社会价值和内容的解读，对其成书时代问题及该书的目录学归属、版本和价值”的探讨。[25]如《四库全书提要·忠经》条考证说，马融与郑玄的论著在《后汉书》本传中都已经有详细的说明，都没有提到《忠经》；《隋志》、《唐志》，“皆不著录”。《崇文总目》中书有其名；《玉海》引宋代志，载有“海鹏《忠经》”。可见，《忠经》出现于宋代，其原著有署名作者。今人予以考证，也认为是宋代的，其证据：宋代提倡“忠”；“喜欢讲‘理’，《忠经》的‘理’字多”。[26]也有学者认为，《忠经》成书于唐代。清代学者丁晏认为，《忠经》是唐代马雄所撰写，因为书中将“民”改作“人”，“治”改作为“理”，是分别避讳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宗李治之讳。[27]由此，或谓唐或谓宋，总之，《忠经》不是东汉马融所撰著。

那么，为什么假名于马融？有的学者说此马融非彼马融，但署名“郑玄注”，又是怎么回事？可见，马融就这一个，托名于他，连带郑玄，是无可置疑的。

搞清楚了马融的行状与人格，即可知道，托名马融与郑玄，有着极为充足的理由。一方面，马融博学通儒，最有资格撰著，而郑玄为其弟子，精通古今典籍，也最有资格给予注释。另一方面，马融曾经党附梁冀，却又遭到责罚，但幸运的是得到了桓帝重用，《忠经》问世，不仅彰显其忠君报国的信念，而且还为其之前的党附外戚给予自然的辩解。职此之故，《忠经》虽然晚出，但是作为儒学经典中的补充完善之专著，假名于马融，不是讽喻其人格的缺陷，而是出于作者构建时代道德理念与创新发展儒学的真诚与执着。仅此而言，当致敬于《忠经》，慎行于历史。

注释：

[1]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秉传》，。

[2]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一《孝桓皇帝纪》“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九月”条。

[3] 吴从祥：《马融虚诬李固考辫》，《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13--16。

[4]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6] 王叶迟：《<文心雕龙>论马融评析——兼论马融学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年第3期,86--71+76。

[7] 万青：《马融飞章诬李固及其原因》，《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31--35。

[8]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孝质孝冲帝纪》。

[9]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10]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

[11]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