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眼中的县委和班四月杂谈青年社区

“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注：多次调整后，现在全国有2800余个县/市/区/旗)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县委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从本身来讲，年纪相对较轻，所以他们是中央党校最活跃的群体之一。省部级干部相对稳健得多，而县委相对年轻，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听课后，会把一些问题、一些想法很及时地跟老师进行沟通，在课堂上的整个气氛，总体而言是县委班更活跃一些。这一方面说明了党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班要他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些具体的问题，能够有机会在中央党校“踱方步”，从党的大政方针出发，从更高的战略平台上来考虑他们具体的工作。

党建部谢峰教授向凤凰网介绍，县委班的必修课主要分为理论基础、党性教育、与发展、领导能力、形势与任务报告、“当代世界”报告等若干单元，在最后的学习考核中，每位必须撰写3000字左右的体会。

县委是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都是处级干部，但手中比所有的处长都大。县委们自己也会开玩笑说：“天上玉皇大帝，地上县委。”对县委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来保障他们履职用权、推动发展过程更加符合中央的期待和老百姓利益的实现，对党、对人民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蔡志强深思过后的看法。

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中，既有像“《宣言》与人的历史”这样的经典阅读课程，也有“中国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这样的党史课程。既有“习理正思想”、“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这样的总体性治理课，也有“提高危机治理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这样的案例教学课，还有“提高网咯时代的引导能力”这样的情景模拟教学。授课教师以党校本校为主，也有外请教师，多为知名教授。

县委最焦虑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最焦虑最关心的的问题。在我国，不少冲突和矛盾都是在县一级发生的，像拆迁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养老问题等等。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的发展出在哪里，什么是科学的城镇化，如何转变经济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县委那里就是节点，的政策和下面老百姓的之间，“接的好就接上了，接不好可能就制造更大的问题。”

班期间有着严格纪律，上课期间必须在学校就餐。有的教授回忆，他此前给县委班授课时，某次上课前学习委员在班里通报“考勤”情况，周一到周五，除去周五晚上，一共十四顿饭，学习委员强调，对这十四顿饭都在学校吃的同志，提出表扬。王长江评论道，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形式主义，不一定治得了本，但作为严格管理的一个环节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县委给老百姓留下了太多大吃大喝的消极形象。为县委班授课的教师，也是经过层层选拔。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机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科社教研部”、“党建教研部”等九个单位。刚入校的青年教师，经过培训试讲后，会逐步进入越来越重要的班次进入教学。到县委班讲课的，和其他班次一样，要先报课题，经过层层试讲和教研，才能正式“登台”。每堂课都要接受打分。现在打分比过去更严格、更科学：不是在课堂上当堂打分，而是在课后一周内，自己在房间里的电脑上打分。这就避免了相互影响和因为“人情”不得不给高分的情况。

甚至在班上，经验分享直接引发了实地考察。广西桂林的对江苏南通的“不服气”，直接打电话回家里，远程“遥控”副去参访。讲到网格化管理，南通崇川区的不仅做的是管理，自认为也做到了“服务”。崇川区的“邻里模式”在地方是发展很好的项目，是“小事不出邻里，大事不出社区，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500米”，以社区为单位，以0.1-0.6平方公里、150户-300户的规模创新设置社区基础单元邻里，把社区服务下沉至邻里，把干部从社区平台“赶”到居民口，逐步形成“邻里有形覆盖、服务有效落实”的局面，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样本。

“要真正了解中国，就要从一个县开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采访时称，县治则国治，县强则国强，县稳则国稳。一个县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功能。人有病都是从末梢坏死、毛细血管堵塞开始。因此抓紧县一级，对县委开展集中培训，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

当被问及自己眼中的县委是什么样的，王长江思索之后回答，“还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和看待这一群人，他们也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社会上对他们的看法差别比较大，对县委比较持反感态度的不在少数，极端的看法是：“这帮家伙全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另外一种呢，则沿用过去的方式，急于在他们中间树典型，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都是些焦裕禄式的干部，这又让大家觉得不可信。

可以看出，在正定县当过县委的习，在自己从基层一走来逐渐形成的理政思想体系中，把县委这个的重要性，摆得相当突出。专家透露，从去年到现在，每一期习都挤时间见一下县委，第一期是在座谈，后来有的班次是接到里面去会见，有的班次则让县委们参加一个活动。例如，今年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于是组织县委参加向献花的活动，“总而言之就让他们参加一下，这样的话有一个接触”，体现了习的重视。

有的教授回忆，他此前给县委班授课时，某次上课前学习委员在班里通报“考勤”情况，周一到周五，除去周五晚上，一共十四顿饭，学习委员强调，对这十四顿饭都在学校吃的同志，提出表扬。部负责的“入学教育”，是县委到党校的第一堂课，要“转变思想”，无论他们在地方多大，来了这里就是，要认真上课。党建部教授谢峰如是告诉凤凰网，他曾经负责具体落实第一期县委班的教学组织工作。

所以，作为党校教授，我们会尽可能用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带给县委一些启迪和思考，“他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未见得能解决，但是我们有可能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本质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思考。”

习同中央党校县委班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如今，已经是中央总的习，在和县委座谈时说：

授课过程中，我们会举出具体案例，分析成因。结合县委的实际需要，又使他们在意识上得到提升。我们也会把县委提出的问题反馈给“省部班”。国家局副局长范小毛在学习期间，很高兴接受党建部老师到局调研，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县委带来的实际问题。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中国展开的县委大轮训，同时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是以来的首次，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理政水平以及巩固执政根基，将发挥重要作用。

课在班临近结业时开课，课程经常讲到严重超时，县委们依然向教授表示“听不够”。很多希望这个课在第二周就开设。这样，在两个月的培训中，就有更多时间来讨论。这说明他们有渴求，在方法上有期待。从中我们能看到县委在党校学习时的状态：尽管他们有时对工作会有怨言，但“抱怨归抱怨，抱怨完了还得去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人替代他们”。蔡志强笑着告诉凤凰网。

“我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的角色有亲身，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感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时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除了听课，课堂与课后讨论交流也是关键环节，班提供了“讨论场”，担任同样职务的干部聚到一起，碰撞交锋每天都在发生。

2014年11月15日，中央党校县委班第一期开班， 两个月一期，如今已经进行到第五期。一年多来，引发广泛关注。该班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市、区、旗）委轮训一遍。据报道，举办班的目的，主要是对县委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引导县委用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他们所在的这个使得一些人容易产生强烈的责任感、感、忧患意识，也使得一些人容易被所腐蚀。他们所占据的这个空间，给他们一个特别广阔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全局地去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连着地方本身的发展，也连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班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体制，县域依法从政、依县以及县域和基层党的建设等内容。今年1月12日，国家、中央总习到中央党校与县委座谈，在讲话中强调，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曾介绍，班培训中，每周会有一次部长讲课，以让县委对国家整体的思有一个宏观把握。此外，各领域的专家也会带来最前沿的东西。

两百多人的班，分为四五个支部，支部下面又有小组，讨论小组里的八位，来自完全不同的省份。担任生态文明建设课的郑琦副教授，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东部和西部的，经验差异较大。通常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对问题的更加凸显，而西部的，尚为经济发展问题头疼。大家都希望经济发展和兼顾，但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涉及到生态的群体性事件，各地处理方式也不同。来自四川什邡的县委积极分享了治理经验。2011年发生的宏达钼铜项目群体性事件产生很大影响，直接导致了项目被否定。三四年的时间过去，当地一直在做相关工作，借助的力量，借助网络和专家的力量，对老百姓进行，具体到项目怎么落下去，怎么促进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增加税收，提供就业，跟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做的工作非常多，目前也有明确进展，整个过程是深入做群众工作的生动体现。这些具体事件的处理，县委们都非常乐意分享。

负责危机治理课程的蔡志强教授告诉凤凰网，县委班和党校其它班级（例如“省部班”、“地厅班”等）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担任的是同样的职务。面对的可能不同，但要处理的问题从事的工作都一样。所以备课过程更需要加强调针对性、专业性和实践性。必须结合能力训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保障地方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这样的实践要求之下，把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些案例拿出来，提供给他们进行研究分析。

除了在学校上课，班也安排了外出实践活动，比如去门头沟参观棚户区，去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进行体验式教学等。晚上可以修全校范围的选修课，内容也很有意思，如解读《史记》、《红楼梦》，观看苏东剧变的历史片等历史文化课程。

蔡志强教授介绍说，以基层工作为例，制度的设计本是为了沟通干群关系，解决发展问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在一些地方一度成为矛盾纠结点。机制运转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耗费的资源和成本，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多议论，中央的期待与地方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也不完全契合，截访、维稳强制逻辑的出现，表明这个制度在运行中一方面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老百姓跨过村镇部门，将问题直接越级提交给领导干部，对基层组织建设和司法体制都构成了现实压力。县委高度关注这些问题，甚至觉得十分“委屈”。在党校班的平台上，这种情绪表达得比较明显。

县委在课堂上表达委屈之余，更多的是谈，最后大家基本都能达成共识，就是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回归到治理现代化和逻辑上来。比如废除制度，从国家来讲，从执政党来讲，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上进步的体现。但是对基层的干部来讲，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具体执行，必须花更多心力去进行研究。

有关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能力提升的课程非常受县委欢迎，除了举过的四川什邡、的案例，还有河南焦作的例子。焦作是中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是一些拆迁重大工程通过的地方，失业压力非常大，多发频发，但是这些年从未形成规模的进京越级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在地表达，有效地解决问题。蔡志强把这个案例拿到党校课堂上让进行典型分析。

“尽管在县里头他们就是最牛的，管着几十万、上百万人，到中央党校一下他变成最小的干部。”当县委们发现能耐更大、水平更高的人，都在认真踱方步的时候，党校的对他们的塑造作用就体现了出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和平台，两个月培训结束以后，都说最好延长到三个月、四个月，“特想留级”。虽然有人是客套话，但大部分人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特别留恋。

中央党校的县委班起源于“郑必坚时代”，郑必坚在1997-2002年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他看来，县委直接面对老百姓，比一般副局级干部更重要。90年代末，中央党校就开设了县委培训班，那时候培训一期的时间是四个半月。王长江教授如是告诉凤凰网。

党校教授不可能无所不能，也不可能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在实践中摸索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答案，我怎么可能一堂课就有答案呢？”王长江笑着说。他认为，党校教师的教学，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对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这是最好的，但通常很难做到。第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向，提出的方对他们有。第三，既无答案，也不一定提供解决方法，但把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告诉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综观，使他们觉得开阔了视野，他们也会觉得不错。第四，以上效果都不明显，但你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案例，使他们有新信息。至少做到这四点其中的一点，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如果分数过低，教师还有被中途“换下”的可能。这种“竞争上岗”的机制，使得教师们不得不花大工夫充分准备，深入研究问题贴近的需求。

1990年，在福建任职的习写过一篇《从政杂谈》（收入《摆脱贫困》），文中对县一级主要领导的重要性有极为形象的描述

尝试表明，四个半月的时间太长，通常对县委来说难以做到。此外，规模也小，每期仅数十人参加。后来又进行了缩短为一周的尝试，由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共同承担。结果，一个学期轮下来，又显得太短，效果更不好。在逐步探索基础上，“”之后，中央确定了现在这种培训形式，两个月一批，在四年内将全国的县委轮训一遍。据悉，2014年11月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二百多名县委，组成一个大班，下面分6个支部，每个支部又分为4个小组，每个小组89人，通常每个小组内不会有来自同省份的县委，便于交流。每个支部都设有、组织委员、纪律委员等。课余时间，党支部会组织大家进行文体活动。后来的几期班也延续了这个模式。

“县委班的，（对教师）打分客气，提起来一点也不客气，讲得不对胃口直接就跟教务部抱怨了。”中央党校某青年教师告诉凤凰网。

迄今的五期班里，蔡志强上了四期，接触了数百个县委。他认为，现在的县委总体上素质很高，在推动基层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思和办法，当然这些办法有时候不一定科学，不一定非常符合中央的价值，但他们总得在解决问题中改进工作方法。总体上，这些县委对党的事业、对基层的稳定、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比较清楚。那些特别善于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善于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县委，所在县的事业发展多能展示出勃勃生机和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