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世界 从守护文化根脉开始 贵州文化40年

　　余未人，作家、民间文艺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百余篇。策划推出《贵州民间文学选粹》《贵州民间文化研究》《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1》《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2》4套丛书共计40册，开掘了绚丽辉煌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宝库。

　　朱伟华，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师范大学首席专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促进会副会长、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主攻地域民俗文化、中西戏剧艺术、中国现当代文学三个研究方向。

　　吴一文，苗族，贵州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高校民族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贵州省省管专家、全省高校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黔灵学者”，被授予“中国民间文艺德艺双馨工作者”称号。出版学术著作16部，主持国家社科课题4项；成果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贵州省优秀社科成果奖，贵州省文艺奖一、二、三等奖等20余项(次)。

　　潘萨银花 侗族，从江县小黄村人，侗歌女歌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侗歌50多年，能熟唱300多首侗歌，获得各种荣誉数百项。2010年3月，小黄村侗族大歌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地点就在潘萨银花家的木楼里。

　　雷艳，苗族，出生于施秉县，毕业于贵州大学，苗族歌手，贵州省歌舞剧院一级演员，第九届全国文代会代表，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代表，全国青联委员。曾被团中央等单位授予 “全国十大青春梦想者”称号，2010年被评为“中国绿色宝贝”环保大使。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龙凤碧，贵州傩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铜仁市作家协会，有作品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西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发表或选载，出版散文集《环佩声处》。

　　贵州在民间文学文化方面整理发掘的基础是比较好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过田兵、今旦、燕宝、唐春芳、伍略、苏晓星、龙玉成、潘光华、龙从汉、罗汛河等贵州民间文化工作者多年田野调查，1985、1986两年出版了（含再版）72本《民间文学资料》。当时这72册书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只有贵州整理出了这么丰富的蕴藏。

　　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的20年的时间里，贵州出版了民间文学3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贵州卷。

　　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贵州民间文学选粹》《贵州民间文化研究》《贵州本土文化2001》《贵州本土文化2002》4套丛书相继出版。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给予了不俗评价。95岁高龄的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为《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作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题词 :“贵州民间文学宝库打开门走向世界。”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在很多讲座、文章中都提到了这批丛书。

　　这批丛书是贵州省书籍类上网的第一个案例。《贵州民间文学选粹》《贵州民间文化研究》出版时是1997年，那时已经有了互联网。我们就想，应该在网上传播一下，结果在全国乃至海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墨尔本教授贺大卫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专程到贵州来找这套书并做田野调查。

　　另外值得一提是的，4套丛书的参与者当时都在三四十岁，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著作丰厚的人类学、民族学、民间文化的领军人物，不仅是贵州，在全国各地他们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名字。如丛书作者之一、从事西江苗族女性研究的张晓教授，她所著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获得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现在商务印书馆已将这部书再版。

　　2003年，我从贵州省文联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中。2005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发起了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郑重地把这项任务交给贵州省民协，并宣布《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作为全国“示范卷”，还从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款项中拨给贵州14.5万元作为普查启动资金。

　　各个门类的专家学者很快聚集起来，形成了180人的普查队伍，包括各级民协的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专家学者、收藏家、大学师生、农民及农村小学教师，参与者都是一身二任，既是专家，也是志愿者。收藏家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学者专家撰文、改稿都没有收取稿费；两位特约摄影师——新华社的记者杨俊江和贵州民族大学教授高冰，自己开车用自己的器材去拍摄。正因为众多参与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普查才得以完成。

　　在普查的过程中，我们时常感慨民间美术消失速度之快。2005年11月，普查员到黔东南雷山县西江普查时，发现当地有一位银匠叫李光雄，藏有35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地乡间收来的古老银饰样品。到2006年6月省里的摄影师前去拍摄时，就只剩3件了。20多年来都留着做样品的东西，怎么短短几个月内就几乎卖完了？银匠回答，游客特别多，老外很喜欢银饰，又舍得出价钱，就卖了。

　　《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是一次全面、整体、拉网式的普查成果，锁定和摸清了贵州民间美术资源并做了精辟论述，是一项珍贵的学术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那段时期，人们的目光时常是向外的。媒体把台江的反排木鼓舞称作“东方迪斯科”，把姊妹节称为“东方情人节”。把4人跳的芦笙舞称为“4小天鹅”，把晴隆彝族的阿妹戚托称为“东方踢踏舞”。实际上，迪斯科是出现于西方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而反排木鼓舞则有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有深厚的文化蕴含。也许人们总认为用一个洋名字才能“高大上”。

　　就在“精英”和“流行”引领着文化潮流，传承数千年的民间文化正一点点被遗忘、被忽略、被蚕食的语境下，贵州省最贫瘠的麻山深处，苗家东郎（歌师）依旧一如既往地传承着古老的英雄史诗《亚鲁王》。

　　当时，苗族青年学者杨正江已经用苗文记录了几千行当地东郎在丧葬仪式上的唱诵，只是他也不明白这些记录是什么意思。2009年，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时，下决心一定要理清本地区的民族文化，杨正江的记录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经过苗学专家杨培德、麻勇斌等人的反复切磋，杨培德为唱诵定了名称《亚鲁王》，提炼出了麻山苗人唱诵中的《亚鲁王》精髓。在听到唱诵中英雄征战、神性色彩的首领等元素后，我凭直觉认定这是一部宏大的苗族口述唱诵，是一部苗族的英雄史诗。

　　各方肯定接踵而至。2011年，险些成为沧海遗珠的《亚鲁王》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书局于2011年11月出版了10819行的《亚鲁王》（第一部），2012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成果发布会，东郎代表陈兴华、青年学者杨正江在人民大会堂表演了史诗的唱诵。《亚鲁王》的发现，用冯骥才先生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序言中的话来形容，“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直到21世纪才被发现和抢救，这是一个文化奇迹，同时也让人感到遗憾和惭愧。当东郎在一场场葬礼上唱诵着凝重、激越、悲怆的英雄史诗，几十年光阴累积的奕奕神采,都在这一刻飞扬起来。东郎完全靠记忆传承《亚鲁王》，他们都是有天赋之人。今年，国家级传承人陈兴华出版了3.8万行五言体的《亚鲁王》史诗汉文版。陈兴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他从十几岁起，就把这部篇幅浩瀚的苗族史诗一段段铭记在心，完成这部史诗，他修改了6稿，花了4年时间。这是一部由传承人陈兴华独立翻译完成的大作，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的山寨村落、家宅内外，千载百年传承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一样都是我们的文化根脉。只要接触到麻山的东郎，就会让你震惊、感动，有时热泪盈眶。

　　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2003年，文化部开启“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全国开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普查工作……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非遗”名录包含10大门类，保护的面很广。贵州“非遗”名录体系健全，数量领先，黔东南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都说明近年贵州的“非遗”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外界投向贵州的目光也越来越聚焦在民族文化上。

　　列入“非遗”，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借《亚鲁王》为案例来回答。在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紫云自治县成立了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该中心对麻山地区的歌师进行普查，为普查到的1778名歌师建立档案，颁发了证书。歌师唱诵时，自豪地将证书佩于胸前。

　　亚鲁王研究中心的工作获得了文化部有关部门的肯定，被专家评价为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中比较理想的方式。同时，官方的肯定唤醒了很多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愿意学习亚鲁王唱诵的年轻人逐渐增多，5年来歌师去世了几十位，但总数不降反增，估计已超过1900位。

　　在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江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正在积极进行《亚鲁王》第二部的出版工作。第二部规模超过第一部，加入了各个家族的故事，预计有3万多行，计划仍由中华书局出版。

　　但我们的“非遗”普查远远没有结束。我也在各个场合经常提出，我们应建立专家参与机制，把民间文化的普查与保护进行到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普查基础还不够牢固。比如我总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一些东西。今年9月8日，对坐工坊在花溪燕楼镇同心村举办绣娘培训，我也去了。在和绣娘聊天时，偶然听说当地有人会唱一种“米花歌”。下午，我们就去了会唱“米花歌”的歌师家。

　　歌师叫刘廷荣，59岁，初中文化，当过4年兵，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大歌师。上世纪80年代，刘廷荣退伍回家，发现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家有人过世的时候还要去通宵唱诵，打着针也要去，因为歌师不去，逝者灵魂就无法归天去和老祖宗团聚。歌师就是这样一种具有责任感的存在。刘廷荣决定替父亲做点事，拜了师，学了10多年。这个人不简单，不光是会唱、唱得好，他还能表述自己唱诵的内容，但他不是传承人，连这个项目也不在各级名录里。

　　同样，水城陡箐乡夹岩村的苗族古歌，清镇麦格乡四印苗的簪汪古歌，都是我在出差或游玩时偶然发现的。开玩笑地说，如果会开车的话，可能我会有更多发现。在村寨这一基础级别的普查中，如果没有专家的加入，对于一些“显性”民间文化，比如歌舞、音乐、戏剧、手工艺、服饰类或许能够被乡村普查员发现，但对于“隐性”文化，如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之类则很容易被忽略。

　　如今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经费、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物质条件好了，但还有其他一些根本性问题存在，如“人”的困难愈发凸显。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民俗要有信仰，才传承得下去。

　　此外，中青年外出打工，乡村出现了空心化，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我们也需要探索一些新方法。如在陈兴华五言体《亚鲁王》的各章节末尾附上了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听到《亚鲁王》的唱诵录音，外地的徒弟对照录音和书，就可以学习，实现异地传承的创新。

　　我在贵州文艺界工作了几十年，亲历了各级领导对民族文化从提高认识到逐渐重视、高度重视的过程。现在，各级领导与部门都十分重视民族文化，要建立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出招睿智，值得大赞。可以说，没有“非遗”项目，没有“非遗”保护，就没有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当下是繁荣贵州民族文化的最好时期，“非遗”工作就是强有力的支柱。因为“非遗”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精华，是民族特色文化的灵魂。抓住了这个，就抓住了关键。

　　早年，我认为自己与贵州一直是一种“在而不是”或说“在而不识”的关系。我是江苏无锡人，3岁来到贵州，在省城长大，原先对贵州民间文化没有更多的感知，这可能就像鱼在水中一样，要跃出水面才能感知水的重要。

　　我真正与贵州文化结缘，是在走出贵州，到北京大学读本科、硕士，到学读博士之后。2002年，我博士毕业，本可能留在南大工作，那年刚好拿下一个屯堡文化和地戏研究的国家课题，这个课题成为一个切入口，使我留在了贵州，真正认识了贵州，认同了贵州。我对贵州文化认知比较晚，但一旦熟悉之后，就产生了非常强的认同感，深深体会到贵州文化的精彩和深厚之处。

　　在《亚鲁王》的文本中，有一段砍马缘由的叙述，通过歌师的唱诵，让葬礼上的马儿懂得自己的使命，不嘶鸣不挣扎地迎接生命的结束，让人不可思议，但我亲眼所见确实如此。震撼之余我深切感悟到，如果说丰富多彩、色彩斑斓是贵州文化的外在特征，那精神信仰、神性因素就是贵州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民族民间文化真正的根脉所在。

　　就像贵州的真山真水一样，这种神性因素真实存在于贵州众多民俗活动之中，而不是像许多地方已然成为一种表演。这是一种与自然的真实连接，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贵州文化真正的资源；是值得我们特别热爱、特别珍惜的文化之核。

　　“多彩贵州”“爽爽贵阳”等文化品牌非常好地向外界展示了贵州文化的外显特征，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贵州文化应更进一步保护人与自然的内在精神联系，保护神性因素，保护贵州文化的“真宝贝”。

　　我出身在一个苗族古歌演述和研究世家。我的祖父、外祖母是当地著名歌手，母亲和几位叔父、舅父深谙苗族古歌、传统医学、木铁制作手工艺等。1982年我12岁时，我随父亲从农村到贵阳读书，住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就整天翻看《民间文学》《南风》等杂志，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深厚兴趣。后来我上了大学，工作后又攻读了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爷爷传唱的一首古老的苗族古歌“歌花”——“你们家里名师多，祖公多人都善唱。你爷教会你爹爹，你爹教你你更强。锐像客家好铜针，赛过织缎老挑簧”，一直激励着我在苗族古歌研究与传承的道路上探索和努力。

　　从1996年第一项国家社科课题《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立项以来，我一直致力于苗族古歌的研究。而且，除了我以外，我的父亲、三叔、三姐、二姐夫也为苗族古歌的翻译、整理和研究而努力工作，我们共出版《苗族史诗通解》等关于苗族古歌及其他苗族民歌著作10部，完成《苗族古歌叙事传统研究》等国家社科课题4项，累计400多万字。成果主要涉及苗族古歌文本翻译整理，多媒体记录，词语注解，古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部分重要基本问题梳理等方面。

　　2017年6月，我主持的《20世纪50年代苗语文学史料整理译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该项目将对包括苗族古歌在内的苗语文学史料进行翻译整理研究，以期为学术界和普通读者提供更加丰富、更加可靠、更加可持续的苗族古歌及苗族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资料。

　　贵州是民间文艺的沃土，我们对苗族古歌的系统翻译、整理和研究，只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间文艺工作的一个缩影。进入新时代，民间文艺工作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冲击，只有让民间文艺真正活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是保存在博物馆里和书本上，它才有生机活力，才能得到传承与发展。

　　小黄村总共有60多个歌队，每个人都爱唱歌。我们侗家没有文字，学歌很困难，难记住。我也不识字，都是靠心。爱唱歌，就能记住。

　　我教歌有50多年了，当上国家级传承人之前就已开始教。教过的学生都出去表演过，有的去过法国，还有的去过其他很多国家。

　　我自己经常去北京，今年刚去中央电视台演出，去年还去了国家大剧院，和村子里的歌队一起演《行歌坐月》《珠郎娘美》，我们不需要排练，随时都可以唱。

　　以前，去北京要两天两夜，现在有高铁、有飞机，很快了。飞机上的人都对我们很好，很多人和我们照相，一些人会问我们是哪个民族，我就说我们是侗族，去北京演出。他们都听说过侗族大歌，因为有网络，全世界都能听到侗族大歌。

　　在舞台上，我们唱的侗族大歌很短，但平时在鼓楼，我年轻的时候能唱3天3夜。对歌的时候是很开心的。现在过年的时候，最大的活动还是在鼓楼对歌，从正月初四开始一直唱到初十，我们唱各种各样的内容，男女爱情、父母恩情，各种各样的情，很多。

　　从事文艺工作以来，其实我一直在做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比如我早期做的原生态音乐，就是想用音乐的形式，去传承和保护我们优秀厚重的苗族文化。

　　线年我当选全国代表以后。结合履职、个人工作和社会公益等方面，我选择了以古村落为代表的保护传承方式，包括建议从法制层面和保护“活着”的文化载体，以及聚焦“非遗”传承人等。

　　从2015年开始，我从“务虚”转为“务实”，在呼吁和继续写议案的同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参与上。我联合民族文化保护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人、企业家等，共同筹建了施秉岜梭芦笙场。

　　芦笙场是当地28个苗寨的文化传习场所。过去，由于缺少专门的芦笙场，他们都是在稀泥田里跳芦笙，局限性很大。现在，芦笙场建起来后，政府和社会跟进建了文化博物馆，完善了基础设施，文化优势正在当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我们还在原有志愿者的基础上，搭建了“银项圈”文化团队，专注于古村落的振兴发展，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目前，我们已经在黄平县启动了芦笙场建设、苗族古歌保护和生态种养殖的综合立体项目，以文化传承为根本，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做整村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实验，希望挖掘当地的内生动力，在文化振兴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在切入点上，我们一直专注于古村落为载体的实践，但是在保护方式上有一个认知改变的过程，从最先的呼吁到芦笙场建设的纯文化保护和传承，再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在文化中注入创新和经济元素，应该说是一个越来越深入的过程。

　　筹建第一个芦笙场的时，我已计划把在全国“”上穿的苗族盛装拿去拍卖，拍卖所得用于芦笙场建设。乡亲们得知后，一针一线地为我绣衣服、绣发夹。现在，有了文化传承基地，不管是施秉岜梭还是黄平半山，他们以当地人为主体都组建了合作社和公司，正在把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令人振奋的一个开端。

　　我最自豪的是，在家乡松桃从小看到大的苗族绝技绝艺，如“斜走大刀”“纸上飞仙”“仙人合竹”等，家喻户晓的“上刀山、下火海”只能算入门功夫。这些绝技，在一代代苗族儿女的传承创新中葆有坚韧的生命力，很早就从民间走向城市，走出国门，在时代的舞台不断闪耀炫目的光辉。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傩戏学会原会长曲六艺老先生来到铜仁，参观我们当时建在东山上的铜仁傩文化博物馆时，给予过很高的评价。2012年，当听说博物馆准备搬迁并升级为“贵州傩文化博物馆”时，曲老先生将个人毕生收藏的珍贵傩面具和傩文化研究成果资料共计375件（册）全部捐献出来。他说，建傩文化博物馆是功德无量的好事，相信他的宝贝在博物馆能得到更好的保护，是最好的归宿。后来，我们在展厅中特别开辟出一个板块，展示曲老先生捐赠的部分藏品。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默默行注目礼。可能只有在一线工作的人，才能更深切体会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责任和荣光，如果能多有一些像曲老先生这样的贤明人士，那无疑是民族民间文物的福气，博物馆的福气，更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参观者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