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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 || 罗素:论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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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

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

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

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 [1] ,惨烈之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清王朝能否消灭太平军怀有质疑。最终,大清在英国军官乔治·戈登的帮助下剿灭了太平军,但已元气大伤。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列强报复。中国有识之士眼界全开,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国进展缓慢。义和团运动11年后,才爆发了一场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不太激烈,革命精神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差不多。革命主要推动者孙中山目前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得到南方革命党人支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效忠清王朝,势力强大,很有可能打败革命者。不过,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跟革命者讲和,承认中华民国,条件是,由自己担任第一任总统,取代孙中山。袁世凯当然得到了公使馆的支持,被称为“强人”。也就是说,他信奉铁血手段,不会听信民主自由一说而偏离方向。在中国,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战,开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凯编练北洋军,为中国创造了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与此同时,袁世凯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让外交使团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定策划某 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民国立宪会议制定《临时约法》后,由正式选举的国会接替。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很快就总统权力与国会发生争执。原因是,国会希望限制总统权力。国会中多数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拥兵自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出所料,宪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凯从财务上独立于国会(按规定,国会有财政权)。办法是,从外国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南方暴动,但随即遭到袁世凯镇压。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委任副官担任各省督军,把北洋军调往南方。袁世凯的政权本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图谋称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凯死亡,据说是因为心脏病。

自此之后,中国一片混乱。袁世凯委任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手下部队滋扰驻地居民。内战此起彼伏,但并不是因为规章不明发生争斗,而是各军阀为地盘问题争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对峙。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 。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见上海,人们不禁会想,出门旅行有什么用。因为,这里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欧洲影响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几乎遍布中国,不只海岸城市有。汉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于中国正中心位置。长江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地。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又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遇。在中国历史上,汉口一直是战略要地。北京到汉口通有铁路,原来是法国、比利时共有,现在还给了中国政府。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与汉口隔江相望,即将铺设铁路通往广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铁路到长沙。长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广铁路,再改善码头设施后,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开展商贸业务。但在长江下游以及一些矿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国盛产棉花,多以手工办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厂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如果雇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兰开夏郡的产纱区就将前途堪忧了。因为,中国南方产棉,可就地取材,气候潮湿,愿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们肯吃苦,不介意长时间劳作,所得薪水在英国工人眼中根本不够糊口。虽说如此,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革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

文章节选自《中国问题》,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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