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新志 || “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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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晏新志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西安）

摘 要 & 关键词

摘 要：四十年前发现的“杜虎符”引发了关于中国古代符信制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极大地提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学界一些既有的观点又进行了探讨和商榷。

关键词：杜虎符 秦汉符信制度 文物故事

四十年前发现的一件小小的铜虎符，由于入选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宝藏”节目，突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文物，由此又勾起了业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作为文物的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更加受到观众的青睐，盛名之下，再说“杜虎符”、讲好文物背后故事也有了新的意义。

一

关于虎符

中国古代的凭信制度十分严密，分为符、节，虎符是符节的一种。目前为公众所认知的古代符、节包括皇帝的玺、官员的印、调兵遣将的虎符、出使国外的节杖、驿传邮递的竹节等等。符和节亦有区别，符是实施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凭证信物，它可以作为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信物，又可以用于身份证明，作为出入国境、关卡、军营、要塞的凭证；节是君主派出的使节所持的凭信，是代表君王出征、节制方面、监察、办理重大案件、出使外国等重大事务的证明。秦汉时期这一制度实行广泛而严格[1]。

常见的符，据文献记述的质地有金、银、玉、角、竹、木、铅等不同材料。虎符顾名思义，形制作虎形，多为铜制，一件虎符分为左、右，即从虎头至虎尾沿背脊中线剖开为左右两半，虎身上铸刻有文字，君主和朝廷与派驻地方的将领各执一半，朝廷调兵遣将、传达命令时朝廷官员须持君王保存的右半符与地方军事首长所持的左半符对合验证，称为“符合”，如果左右两个半符能丝毫不差对合在一起，方可执行命令，反之则不行。现代汉语的“符合”一词既源于此。

战国时期，虎符一经诞生，作为中国古代专用于调兵遣将的凭证使用广泛而长久，《史记》所载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魏国的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公元前254年“窃符救赵”的故事是虎符出现后实际运用的传奇范例，由此故事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牢牢控制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汉魏及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权割据更迭不断，但虎符的使用却并未间断，形制也一如既往，《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一气周公瑾”中蜀国大将赵云就是利用从曹操南郡守将陈矫手中缴获的曹魏政权的虎符调走了驻守荆州和襄阳的大部分魏国军队，让张飞、关羽得以轻而易举地占据两城，夺取了胜利。

唐朝沿用虎符，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将虎符改为鱼符，期间还用过兔符、龟符，但制度更加严格。《唐律疏议》卷《擅兴》条记载：“疏议曰：依令：差兵十人以上，并须铜鱼、敕书勘同，始合差发。若急须兵处，准程不得奏闻者，听便差发，即须言上。若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辄擅发，十人以上、九十九人以下，徒一年；满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七百人以上，流三千里；千人，绞。故注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虽即言上，而不待报，谓准程应得言上者，并须待报，若不待报，犹为擅发。但文书施行即坐，不必要在得兵。其擅发九人以下，律、令无文，当不应为从重。”唐代的鱼符分为三种：铜鱼符、随身鱼符、交鱼符，使用范围和功能有一定区别，但形制基本一致，左、右符中缝处刻“同”字，与前朝不同之处在于，唐代的左符在朝廷，右符颁给地方军事长官，在合验时“同”字须合拢方能执行命令。现代社会中开具的介绍信在中缝盖章，使用者所持一份即是身份证明，经济交往签约时双方签署格式相同的文书，称为合同，各执一份作为凭证，“合同”一词即源于鱼符上的刻字和含义。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明清时逐渐演变成令牌，动物形状的兵符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杜虎符的发现与相关研究

（一）发现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杜虎符的发现实属偶然。最早公布此消息的是原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职工黑光，他以《西安市郊发现秦杜虎符》为题发表的报道[2]，阴差阳错，作者在报道中将虎符的发现时间提前了二年，误写成1973年，以讹传讹直至今天。以致于时至今日一些媒体和2017年末央视播出《国家宝藏》专题片时还使用的是讹传的发现时间信息，另外不时还有杜虎符是赝品的声音出现。为此，2018年1月，笔者以电话方式再次向当年经办该虎符征集入藏工作的戴应新先生进行了求证，戴先生明确表示：杜虎符发现于1975年冬，征集入藏于1978年11月30日，系战国时期秦国的虎符，非常珍贵。

1979年，杜虎符发现的信息一经发布，其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关注，1980年代开始，相关研究论述不断见诸各类刊物，掀起了新一轮以杜虎符为核心有关中国古代符信制度的学术研究热潮。

图一 杜虎符

杜虎符，现存左半符，虎作走形，长9.5、高4.4、厚0.7厘米，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有槽。虎身有错金铭文九行40字，内容为“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图一）这段铭文的意思为：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五十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合验兵符即可行动。

（二）相关研究

杜虎符发现之前，近代屡有战国、秦汉时期的虎符发现，引起学界关注的有“新郪[qī]虎符”“阳陵虎符”等。

新郪虎符，存左半符，错金四行39字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殹。”（图二）

图二 新郪虎符

阳陵虎符，左、右两半符具存、铭文相同，错金篆书二行12字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图三、四）。

图三、四 阳陵虎符

有专家认为，这两件虎符并杜虎符都是秦国的。杜虎符铭文称“右在君”，新郪虎符铭文称“右在王”，而阳陵虎符则称“右在皇帝”。铭文都明确说虎符左半在地方将领手中，右半在朝廷的君、王、皇帝手中，于是，虎符铭文中的称谓君、王、皇帝究竟是秦国的哪个时期的哪一位？三件虎符或者并非都是秦代的？

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秦国只有秦惠文王（前356—311）一人先称（公）君，后称王（前325年改称王），秦王嬴政开始称皇帝。

民国时期的王国维先生依据罗振玉先生临摹的“新郪虎符”铭文，考订认为它是战国时的秦国之符[3]。半个世纪后，安徽阜阳博物馆韩自强先生以阜阳当地某收藏家收藏的“浚遒虎符”与“新郪虎符”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二者形制、字体完全相同，都应是西汉时期的。他认为：“新郪”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在今安徽阜阳市太和县赵庙镇城孜村宋王城，汉属汝南郡，与九江郡（淮南王国）紧邻，正是《史记》所说的“旁近郡”。“浚遒”在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东20里的龙城村，汉初始设县，属淮南王国（秦置九江郡，汉高帝四年〈前203〉封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复为九江郡），二者铭文内容、字体风格完全一致，仅“新郪”“浚遒”二字之别，应是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自行铸造的兵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刘安谋反时，“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4]

“阳陵虎符”原为罗振玉先生所藏，他认为该虎符为秦代虎符，铭文地名即在今陕西西安北郊的阳陵。王国维先生考证后认为子婴投降刘邦时将“阳陵虎符”左右半符收齐后一并献出，而至近代由于左、右符久合一起存放故而锈蚀不可分[5]。然而梁思成先生却认为，阳陵这一地名，是汉景帝在前元四年（153）改秦朝戈阳县为阳陵邑（与县同级）后才开始有的，故“阳陵虎符”应当是汉景帝时期所铸[6]。1999年代汉阳陵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有“阳陵令印”“阳陵泾置”“阳陵泾乡”字样的封泥和瓦当也印证了阳陵陵园以东确为西汉时期设置的阳陵邑遗址地理范围[7]。

那么，虎符铭文中所指的阳陵究竟在哪里？梳理古代史料、综合目前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可知：战国至西汉存在着两个阳陵。第一个阳陵在今河南境内：《左传·襄公十年》：“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郑及晋平。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阳陵，郑地，在今许昌市西北”。进而有学者认为：阳陵地处郑国南部，经常受到楚国的侵扰，后终为楚所占，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中多支简上出现“阳陵”一词印证了这一史实。后楚国被秦灭亡，楚国的阳陵县也随之被划入秦帝国的版图。有学者统计，在已公布的湖南湘西里耶出土的大批秦简中，“阳陵”作为地名出现多达60余次，但里耶秦简中所说的阳陵“既不属洞庭郡，也不在关中地区，而是源自楚的阳陵县，地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此外，汉高祖时曾分封傅宽为“阳陵国”异姓侯，封地在秦国旧阳陵县、即郑、楚国的阳陵，傅宽死后，其子孙继袭为侯历经67年，一直居阳陵国封邑，由此，春秋晚期至汉初先后存在的郑国的阳陵、楚国的阳陵、秦代的阳陵县、西汉初年的阳陵国，都是一个地方，大致位于即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北。第二个阳陵是汉景帝时将都城长安以北的“弋阳”县更名“阳陵”邑；这样，西汉版图中就存着一东一西、一国一县两个“阳陵”——阳陵国和阳陵县。公元前123年因阳陵国参与淮南王刘安的谋反被汉武帝废除，至此，就只剩下了陕西关中的阳陵县[8]。“阳陵虎符”应是西汉初期颁发给异姓诸侯国阳陵国的虎符。

杜虎符发现后引起高度关注讨论的同时也有质疑，认为它和曾经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认定为秦代的“新郪虎符”“阳陵虎符”不一样，有可能是赝品，其中以罗振玉先生的儿子、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9]。罗先生在维护父辈传统观点的同时，对杜虎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其一，称谓与身份不符。春秋战国时期称“君”的人并不是诸侯国最高统治者，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不能铸符。“信陵君窃符救赵”，杜虎符铭文却有“右在君”。其二，用词不妥。新郪、阳陵虎符首句说“甲兵之符”，而杜虎符却是“兵甲之符”。前者“甲”字意思是“统领”，后者“甲”字指的是装备，句子欠通顺。其三，读法不符合古制。虎符上的文字通行读法，是将虎头朝上，目对虎符的背脊线，铭文从上往下、自右往左读。新郪、阳陵虎符铭文文字方向都与虎符背脊线平行由右向左读；而杜虎符的文字却在虎身腹部，与虎背脊线垂直九十度，文字从上往下、自左往右读。其四，造型奇异。新郪、阳陵虎符是蜷伏的卧虎，杜虎符虎的形状是立虎，可能源自錞于顶部的虎钮。其五、书体差异。与新郪、阳陵虎符相比，杜虎符小篆文字孱弱，忽大忽小，字不端正，无法度可言。

对此，许多学者并不认同罗福颐先生的观点。马非百先生认为秦惠文君十四年始称王（前324），故虎符是前338——前325阶段惠文王称君时期所铸造[10]；戴应新、朱捷元、陈尊祥等先生亦均不同意罗先生的看法，他们认为战国时期的国君在称谓上君与王可互通，没有那么绝对，如《商君书·修权》“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也言事君。”甲兵是披甲用兵的意思，二字颠倒为兵甲，意思不变，句子非不通顺，而文字读法和大小的不同，亦在情理之中，铸造时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铸诏版之前的二三十年左右，即昭王时期[11]。

早年“新郪虎符”“阳陵虎符”的发现充满传奇[12]，受到了几代学者格外的关注。1950年代以来属于秦汉时期的虎符还时有发现。

“东郡虎符”。已知的发现有两件：一件现藏于陕西省周至县文物管理所，1953年周至县文化馆征集。左右符均在，呈卧虎状，长9.5、高4.3厘米。虎背有小篆错金铭文，左右两半铭文相同：“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东君（郡）”（图五）。

图五 东郡虎符（周至文管所）

另一件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存左半符，长7.5、高3、厚1.5厘米，呈伏虎状。此虎高额吊睛，嘴微张，耻卷，四肢弯曲，短尾。虎腹部刻有“东郡左一”四字铭文，虎背刻有脊文一行，个别字不清晰，推测应为“与东郡郡守(太守)为虎符”。背面有三个三角形榫卯[13]（图六）。

图六 东郡虎符（黑龙江博物馆）

东郡，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记载：“今王喜十二年，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今王喜十二年即秦王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42年，秦国以魏国二十城的范围设置东郡。《史记索引》：“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也。”汉因之，辖今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记载：“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有学者认为：东郡虽为秦置，郡守也为秦官，然而常见的秦国虎符铭文多刻在虎身的左右两侧，两侧文字相同，铭文无论文字还是表意都很完整，不用合符即可通读。东郡虎符铭文有腹部和脊背两处，只有合符才能得知脊文的完整意思，由此可推断，东郡虎符非秦符[14]。此外，1970年代河北曾发现一件“杜阳虎符”，最初被征集者认定为秦代虎符，认为造型、尺寸、铭文、书体与陕西周至县发现的东郡虎符风格十分相近[15]。由于该资料发表者在资料认定工作上的不严谨，引起学术界对该发现的怀疑，罗福颐先生从铭文格式、书体上考订后认为该虎符可能是民国时北京琉璃厂伪作[16]。

“西汉鲁王虎符”。左半符，征集，传1976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周陵乡南贺村，1981年被咸阳博物馆征集。查考史料，汉惠帝七年吕后临朝时封外孙张偃为鲁国国王，文帝时诸吕被除，降鲁王为侯，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复置鲁共王，该符应为鲁王之符，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汉代诸侯王虎符[17]。

“齐郡虎符”。征集，1989年在陕西咸阳秦都区沣西乡李家村出土，是一件左右符具存的铜虎符，虎符长5.8厘米，篆书错银，脊文8字：“与齐郡太守为虎符。”8字；左肋文为：“齐郡左二”4字，右肋残存铭文：“右二”2字，属于汉代虎符[18]。

“金虎符”。右半符，据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现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无铭文，卧虎造型夸张，虎巨目大耳，张口露齿，四腿曲卧，长尾上卷，通身纹饰为凸雕和阴刻，背面有扣槽。既有的研究者认为该虎符发现于秦国最早首都——雍(今陕西凤翔县东)，所以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件虎符。笔者认为此件器物虽呈虎形，但无铭文，与虎符的调兵遣将功能不符，称为虎符显得勉强，可能是一饰件。

“错金铭文虎符节”。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长19、高11.6、厚1.2厘米。虎身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徒）”，是执行王命的凭证[19]。此器物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虎符。

另外，在2015年12月法国巴黎苏富比“尚古弥珍——戴维·威尔中国古代艺术品珍藏”专拍会上有一件拍品名为“阳西护军”的虎符（图七），据说，戴维的这批拍品可能也来自大收藏家卢芹斋的旧藏。该符虎背脊中缝铭文“皇帝与阳西护军铜虎符第三”，字被从正中分开，左右符各有半字；虎腹部有“铜虎符右”“铜虎符左”铭文[20]。

图七 “阳西护军”虎符

三

结 语

有关杜虎符的研究讨论延续至今，成果不断，讨论最为集中的是“杜虎符”“阳陵虎符”“新郪虎符”，综合造型、铭文内容、书体风格等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笔者认为三件虎符并非都为秦国虎符的认知较为科学。杜虎符是战国时期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在位时（前337——前251）铸造的，也是目前所知铸造时间最早的一件战国时期秦国的虎符；阳陵虎符应是西汉初期颁发给异姓诸侯国阳陵国的虎符；新郪虎符则应是西汉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私自铸造的。

需要强调的是：杜虎符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秦国虎符，其造型生动，错金浑厚，精湛工艺，铭文谨严遒劲，书体转角周正，符合小篆体书法的演变发展规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瑰宝。透过虎符的造型和铭文，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秦国面对战国时期各国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的局面，通过商鞅变法不断加强君王集权和律令制度建设才走上了强国之路，秦国君王将战国时期以虎符制度为代表的掌控军队的强国举措效能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横扫六合”的雄师铁骑，进而逐个消灭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这种逐渐形成的基于中央集权、军令一统、律令严格、凭信符节、分级管理、互相制约的国家管理体制和军事管理制度及理念，在秦统一全国后最终形成体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深远广泛而长久。

文章刊发于《文博》2018年第6期

注 释

[1]朱翠翠：《秦汉符信制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

[2]黑光：《西安市郊发现秦杜虎符》,《文物》1979年第9期。

[3]a.王国维：《秦新郪虎符跋》，《观堂集林》第三册卷18，中华书局，2004年；b马衡：《北魏虎符跋》，《马衡讲金石学》，凤凰出版社，2010年。

[4]胡天生：《阜阳考古录》，中华书局，2012年。

[5]a.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观堂集林》第三册卷18，中华书局，2004年；b.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出版社，1998年。

[6]《梁思成全集·中国雕塑史》第7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

[7]a.冉万里：《略论阳陵邑遗址调查和钻探的意义——中国魏晋隋唐时期都城布局形式的源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b.晏新志：《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16年。

[8]a.王伟：《里耶秦简赀赎文书所见阳陵地望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b.参见网络博文：《“阳陵虎符”插图指误——兼考春秋战国、秦代及汉初“阳陵”地望》。

[9]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81年。

[10]马非百：《关于秦国杜虎符之铸造年代》，《文物》1982年第11期。

[11]a.戴应新：《杜虎符的真伪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年第11期；b.朱捷元：《秦国杜虎符小议》,《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月；c.陈尊祥：《杜虎符真伪考辨》,《文博》1985年第6期。

[12]王翁如：《秦代新郪虎符是怎样发现的》,《历史教学》1993年第12期。

[13]勾海燕：《东郡虎符考释》,《收藏家》2012年第9期。

[14]a.王关成：《东郡虎符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b.王关成：《再谈东郡虎符辨伪》，《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c.王关成：《漫谈秦汉虎符》，《文史知识》1994年第12期。

[15]王敏之：《杜阳虎符与错金铜豹》，《文物》1981年第9期。

[16]罗福颐：《杜阳虎符辨伪》，《文物》1982年第3期。

[17]时瑞宝：《咸阳征集一件西汉鲁王虎符》，《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18]景明晨、刘晓华：《咸阳发现齐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年第6期。

[19]林冠男：《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0]a.韩涧明：《巴黎苏富比释出殷墟出土文物》,《收藏》2016年第2期；b.网络博文：《揭开神秘“虎符”真面目》。

杨小敏 http://www.xinzhiliao.com/bj/jianfei/30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