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 || 闻黎明谈祖父闻一多：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

名家谈 || 闻黎明谈祖父闻一多：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栗宪庭 出生于1950年的历史学者闻黎明先生并没有见过祖父。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除了奶奶高孝贞，一家人都不太会主动谈起祖父。在暗杀现场，为保

栗宪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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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0年的历史学者闻黎明先生并没有见过祖父。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除了奶奶高孝贞，一家人都不太会主动谈起祖父。在暗杀现场，为保护父亲受了重伤的大伯闻立鹤更是不大愿意提及当天的情形。

“家人提到祖父，讲的也大多是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小的时候，一家人一块吃饭，我奶奶会突然插一句‘今儿这菜呀，做得淡了。要是你爷爷在，他得搁一碟盐在边上。’”闻黎明说，“喝咖啡要加两份糖，吃饭要蘸盐；刚回国的时候，他还把我们家屋子涂成黑的——我祖父性格当中有某种比较极端的东西在，所以他个性比较强。如果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站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他。”

在文本中“发现”祖父

1977年闻黎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那时，闻一多作为中国近现代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985年，闻黎明受邀参加一次全国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正式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与祖父对视：“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做闻一多研究，因为怕受感情因素影响，怕不客观。那次研讨会看了各地学者提交的论文，总觉得重复的东西很多，总体来讲没什么突破，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新的材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那时我就想，也许可以做一些史料梳理，填补当下闻一多研究中的空白，也提供给相关研究者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参考。”

闻黎明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闻一多的各类基本资料。“这一收集不得了，我发现这些材料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闻一多的一般认知。我对祖父的了解可以说是从文本开始的。”闻黎明说，“我的父亲、叔伯和姑姑们谈起祖父，当然都是非常骄傲的。那时候闻一多在西南联大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受学生欢迎。校园里一旦贴出闻一多的演讲海报，学生们都奔走相告。在这种氛围中，孩子们都觉得父亲这么受人尊敬，是非常了不起的。”遗憾的是，孩子们虽然崇拜爱戴着父亲，却并不完全了解父亲的思想和事业。“有时候我发现了一份新材料，跟家里人说起，大家却说，不知道祖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

亲近的家人，也是“陌生”的研究对象。数年时间里，闻黎明走遍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查阅那些地方的报刊等历史资料，从茫茫史料中不断“发现”着祖父闻一多。

闻黎明在“闻一多纪念特展”照片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和闻一多有过交往的同辈人物都还健在。闻黎明在史料收集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千方百计找当事人求证。通过走访或信访的方式，他采访到了冯友兰、冰心、王力等人，理清了许多基本史实。“梁实秋提到过一件事，1924年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哈佛大学演出中国传统戏剧，写信邀请闻一多助阵，但闻一多回信说有事不能去，梁实秋据此信在文章里说闻一多没有参加那次演出。但当我见到冰心，问起这件事时，冰心很肯定地告诉我：‘怎没去呢？是他给我化的妆啊！’”

“在收集和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对祖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闻黎明说。1994年，由他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首次出版，很快成为海内外闻一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闻黎明根据对闻一多的认识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

诗人问政

193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数授的闻一多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由湖南经贵州前往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对于战争局势，闻一多并不悲观。他蓄起胡须，声明抗战不胜，他便不剃须。但战时民生的艰难，却让他饱受煎熬。“物价一涨再涨，当时家里8口人，靠祖父的薪水生活，只能对付半个月。他想了各种法子，带孩子们去河沟里捞小鱼小虾打牙祭、替人治印取些润笔费贴补家用，到后来，还经人介绍到昆华中学兼课。”闻黎明说，“但这不是说只有我家困难，西南联大多少名学者、大教授，一样过得苦。相对来说，我家的日子也还算过得下去。”

闻一多于西南联大任教

(二排就坐者左起第四位为闻一多)

关于闻一多治印，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由于通胀惊人，1945年初，闻一多将自己刻章的润例涨为1000元每字，长子立鹤责问父亲，这不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沉默良久，只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极端社会矛盾的背后是政治的腐败。闻一多不惧怕生活艰辛，但对国民政府日渐失望。

“过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意去沾染政治。在一个时期内，他有意识地疏远现实政治。但种种社会现象又让他觉得，不关注政治是不行的。”闻黎明说。

1943年，中共南方局特派员华岗来昆，化名林石父到云南大学任教，以此为掩护，秘密与龙云取得联系。华岗此行还有另一个任务，他受周恩来委托，在当时在昆的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那时候昆明号称‘民主堡垒’，西南联大氛围更是自由，况且校内汇集了全国各领域众多知名学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希望能争取他们的支持。”闻一多也是华岗的工作对象之一。随着交往的深入，闻一多与华岗等人谈论的话题逐渐由学术问题转入现实政治，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情感上的同情逐渐转变为思想上的认同。

“闻一多向华岗提出，希望加入共产党，他甚至想到延安去看一看。”但华岗劝他说，以他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闻一多接受了，在华岗的影响下，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终于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得知消息，闻一多十分高兴。他与吴晗喝茶聊天，认为中国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终于可以重回书斋做些纯粹的学问。“政治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前因为无人问政，所以他站出来；现在有人问政，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然而内战爆发，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再次站出来，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闻一多在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上演讲

最后的时刻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遇害，作为同志和朋友，闻一多悲愤欲绝。他挺身而出，出席和主持公开活动，谴责国民党暴行。

“当时的气氛已经非常紫张，家人也非常担心。我奶奶是家庭妇女，对于外间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形势非常恶劣。她有心脏病，那段时间更是提心吊胆。“闻黎明说。一天夜里，家人都已睡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拍门。出门一看，来人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只说：“闻先生，最近一段时间请你尽量不要外出。内部有消息说，你是他们的第二号目标，干万要当心。”次日晚，又有人来报信。连续两天的示警，让家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

但闻一多不以为然。“一方面，他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闻黎明说。

李公朴遇害，闻一多做“最后一次演讲”

7月15日，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大会在云南大学举行。原本，大会主持者出于对闻一多安全的担忧，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当天大会上，李公朴夫人讲到悲痛处无法言语，会场一片沉默。闻一多拍案而起，即席发言，做了“最后一次演讲”。

“本来那几天祖父出入都有人护送。但15日下午，他只是到府甬道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离家非常近。其实当天的招待会开得不是很成功，会前，国民党当局已将李公朴先生之死定调为所谓‘桃色新闻’，祖父只能尽自己所能，向媒体界朋友说明情況。“下午5时许会议结束，参会者陆续离开，早早等候在外的闻立鹤接到父亲，一同往家走去。“那是7月份，下午5点天还很亮，况且往我们家走沿途都不是特别偏僻，平时也都有行人经过，谁能想到会在这时候出事呢？”

那天的西仓坡似乎格外冷清，路上没有行人。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枪声响了。闻一多头、胸、腕部都中了枪。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试图用身体保护父亲。他也因此中枪，肺叶被打穿。

高孝贞与两个女儿听到枪声便冲出门去，同去的还有次子闻立雕（闻黎明先生的父亲）的好友，准备同闻家一同北上的南洋华侨庄任秋。

听到枪声，邻居们闭门不出。闻一多父子躺在当街，女眷们嚎啕大哭，却无力搀扶搬动。庄任秋强行拖来一个车夫和一个挑夫，在联大附中教师洪川诚的帮助下将父子俩送往云大医院急救。“我姑姑（闻一多长女闻铭）是现在唯一还健在的、当时在场的人。但她很不愿意提这事，说一次伤心一次。她说‘我看着爸爸的嘴唇，由鲜红变成深红，再变成黑色；初时眼睛还能动，逐渐不行了。’”

“自己身处险境，祖父是很清楚的。李公朴先生的后事和民盟事务都需要人出面处理，我祖父说：‘我不出来何以慰死者？这些事总得有人操持。’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一二一事件后，他带着我父亲去烈士墓前致祭，对我父亲说，‘这样死去是英雄、是烈士，我就要这样轰轰烈烈地死！’”

他是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仰止高亭,永忆春之末章粉碎琉璃,一生奋斗为民主。

长吟遗作,忍看你的脂膏泪流蜡炬,千秋不息向人间。

文字来源 | 《云岭先锋》记者台文

图文编辑 | 赵子倩 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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