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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为什么会有人怀念那个杀害秋瑾的人?枪口抬高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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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女,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她是华夏杰出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早年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与吕碧城被称为“女子双侠”,与唐群英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葛健豪誉为“潇湘三女杰”,她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有人怀念那个杀害秋瑾的人?

文:李新宇

鉴湖女侠秋瑾,侠之大者也,大家对她都很熟悉。

但是,另有一个与她有莫大关联、因她而死的人物,却被历史的灰尘重重覆盖了。

秋瑾以慷慨就义的方式,赢得了千古芳名。生命虽然短暂,却绽放出了应有的光华。而这个人,其品性之高洁远迈常人,以一种殉难的方式结束生命,尤见悲壮。但是,今天,能够记住他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 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当年正是他押送秋瑾赴刑。整整 102 年前,即1907 年10 月29 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上午9 时许,李钟岳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 岁。此时距秋瑾遇难只有百余日。

他为什么要义殉秋瑾?

李钟岳,山东安丘县人。18 岁中秀才,39 岁中举人,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1907 年正月任山阴县令。从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科举正途一步步走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官员。

1907 年正月,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山阴县,在光复会领导下的秘密据点大通学堂担任督办主持校务,开始筹备革命。但事情泄露,徐锡麟7 月6 日在安庆仓促起义,遭到镇压。浙江巡抚张曾扬立刻急电告知绍兴知府贵福,贵福便命山阴县令李钟岳查抄大通学堂,重点抓捕秋瑾等人。

李钟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常以秋瑾“ 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之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 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也因此,接到指令后,他反复向贵福陈述“ 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事实上他是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该校师生逃走。

但没过多久,贵福传李钟岳至府署,令其速速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 否则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 无奈,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只得会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 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 乱党” 。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

第二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李钟岳在问明一小楼系秋瑾所居后,便不让人检查,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李钟岳当时的这个决定,事后证明意义重大。因为,秋瑾所有与友人来往信件,均藏其中。若被查出,势必带来一场范围更大的血风腥雨。

在对秋瑾进行审讯时,他破例在县衙花厅为秋瑾设座问案,不动刑具,略加审讯后,便授以纸笔,秋瑾写下了为后世传诵的“ 秋风秋雨愁煞人” 七字。整个“ 审讯” 过程持续两小时之久,室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

此情形被密探报于贵福,贵福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 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 李钟岳则以“ 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 来辩解。

贵福认定李钟岳有意为秋瑾开脱,袒护革命党人,便急电浙江巡抚,取得杀害秋瑾的命令后,召李钟岳至府衙,示以巡抚手谕。李钟岳争辩道:“ 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训斥道:“ 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李钟岳长叹一声,知事已至此,无力回天。

1907 年7 月15 日凌晨三点,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大堂,对秋瑾说:“ 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 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 泪随声堕” ,身边的吏役也都“ 相顾恻然” 。

秋瑾行刑后仅三日,李钟岳即因“ 庇护女犯罪” 被革职,寄住杭州。在杭州寓所里,他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之句,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他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 秋雨秋风愁煞人” 七个字“ 注视默诵” ,并泣下不已。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也为整个腐烂的王朝赎罪。

辛亥革命后,秋瑾被昭雪,李钟岳也被请进了鉴湖女侠祠中,以此纪念他的义举。

秋瑾墓在西湖孤山南侧西泠桥畔

孙中山书巾帼英雄

看了这个故事,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长期以来,李钟岳的意义与价值被低估了。也许是秋瑾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人们难以在秋瑾的巨大身影下感知到他的存在。

在我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不乏像秋瑾这样的志士。他们有为信念献身的精神,前仆后继,展示了生命的高蹈与高贵。

像贵福那样的酷史,更不少见。《老残游记》中写了一个山东官僚玉贤,这个家伙以“清官”自居,但在残害百姓上却心狠手辣,令人发指。他在任曹州知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用“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其中“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玉贤的原型即山西巡抚毓贤,一次残杀数十名传教士,连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但是,像李钟岳这样有良知的、处处维护“ 犯人” 的体制内官员,就太罕见了。我们从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习气,而李钟岳是这个官场大染缸中的异类,他内心柔软,温良敦厚,兼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于秋瑾身上的豪侠之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以说,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秋瑾最高的礼遇。事实上,他的很多周旋之策也是冒了风险的,比如他下令不予抄查秋瑾的独居小楼,如果被人告发,很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怀疑为私结乱党。

他的愧疚来自于秋瑾是被他押赴刑场,秋瑾毕竟死在他手里。但这其实恰恰是秋瑾的幸运,如果不是他,秋瑾最后的日子里恐怕会受到更多侮辱,难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就像她后世的一些抗争者一样

因了这份愧疚,他竟然以身相殉。官员有许多种死法,像他这样的死法,算得上是千古绝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说哭泣为灵性之物,很多人失去了哭泣的本能,愧疚又何尝不是如此? 很多掌握相应权力的人,已经被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同化,在奉命做违心之事时,愧疚感已经荡然无存——否则,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事情就会少却许多了。

我们今天怀念李钟岳,怀念的其实就是他那种将“ 枪口抬高一厘米” 的愧疚与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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