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国：用钢笔画，为南阳留下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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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国给予了这个城市很多，可是我们到底给了他什么？
城市猎人
作者：王旭
你也许见过这样一个小“老头儿”——
他皮肤粗糙，衣着破旧，身材矮小，背，稍微有点儿驼，常常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外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在南阳的大街小巷、旮旯狭缝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好侬仔细搜索猎物的猎人。
不过，他手中的武器不是刀枪弓箭，而是画笔和相机；他的目标也不是狼虫虎豹，而是秦砖汉瓦和古树文物以及不法之举……他就是“半路出家”的钢笔画画家杨保国。
杨保国学习钢笔画始于1997年，那时他已经48岁了。
那一年他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暂时放了假，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钢笔画。他说，照相机、录相机再先进，也只能记录现有的东西。钢笔画线条细腻，可以再现已经失落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南阳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他，制作了一期人物访淡节目。节目播出后，厂长把他叫去臭骂一顿，批评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厂里效益不好之类的话，严重损害了工厂的形象。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一些人看到杨保国学习钢笔画，投来鄙夷的目光：“真是个‘圣人蛋’货，全世界人都在遍地找钱，他却净干些花钱不收益的事儿。快半截儿入土的人，看他能整出个啥名堂 ”
杨保国没有动摇，不分昼夜地钻研钢笔画的技巧。熬夜久了，竟然患上了青光眼。
祸不单行。没等他的眼病治好，父亲又患了脑血栓，瘫痪在医院中。不久，妻子陈瑞敏又得了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躺倒在病床上。
杨保国有两个女儿，一家五口人，生活本来就相当困难，遭此厄运，只好靠举债度日。
工厂恢复生产了，可是患了眼疾的杨保国要照顾病中的父亲和妻子，只好向单位请假，原本就对他窝了一肚子火的领导，以无故旷工为由把他开除了。
杨保国绝望了，当天晚上，他含泪写好了遗书。第二天早上，他为家人做好饭，用轮椅把父亲推到，育阳桥北头的树阴下，喂过了茶水，然后把自己画的钢笔画一幅幅挂起来。趁着人们围观欣赏之际，他怀揣遗书，骑着自行车向厂里奔去。他要从厂里的最高楼上跳下来，制造一桩轰动南阳的大案!
走到半路，市古建筑保护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追上了他：“老杨，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你说你找到了几块汉画像石刻和石碑，快带我们去看看呀。”杨保国愣住了，刹那间；他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热泪盈眶地一挥手说了个“走”字，便调转车头昂首而去。
杨保国失业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妻子陈瑞敏每月200多元的微薄工资支撑着。
眼看揭不开锅了，妻子说：“整天摆弄你那钢笔画，既不当吃又不当喝。你会修锁，又会修自行车，咱随便摆个摊儿，还能饿着了 ”被妻子和女儿絮叨得多了，杨保国撂下纸和笔，走街串巷，干起了上门开锁、修锁的业务。转悠了几天，一分钱没挣到，却捡回了几片碎盆破罐，拍了一叠古树和老建筑的照片。
妻子气不打一处来，“命令”他在门口支个修车摊子。杨保国在路边放了几个小马扎，修车摊儿变成了露天“聊斋”，常常聚集了不少拉家常的老人。杨保国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们看，恳请指出不足之处。有时正在修车，听到人们说起某处题材，他就扔下活汁，拿出纸和笔现场画起来，气得来修车的人推上车子扬长而去。
妻子恼了，将他书桌上的东西掀了一地，并向他摊牌：“杨保国，你要是再敢画画，咱们就离婚。”杨保国说：“你不同意我画画，那我就绝食。”妻子毫不退让：“你绝食吧，饿死我都不看你一眼。”杨保国果真开始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除了喝些水，他什么都不吃。事后他说，右多少次深夜，他饿得饥肠辘辘，忍不住想到厨房里扒拉一块馒头或是一门稀粥，但他硬是撑了下来。十天，十一天……两个女儿看着他日渐消瘦得脱了形，做好香喷喷的面条，哭着哀求他吃下去，他流着泪把脸扭向了床里面。妻子看见这阵势，一下子慌了：“老杨，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今后，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再也不干涉你了。”
2002年8月份，杨保国应大河报社之邀，随“全省名人赴北京参观团”旅游考察。回来的途中，他乘长途客车从郑州赶回南阳。行至新郑市城区南面，车主把乘客全部倒卖到另一辆车上，乘客们被迫第二次买了车票。因为杨保国头戴“大河报旅游团”字样的红帽子，胸佩同样字样的证件，车主没敢为难他。想不到，进入方城县境内后，这辆车又把乘客悉数倒卖到另一辆车上。乘客们刚怨声载道地坐定，车主和司机几个人又凶神恶煞般地威逼他们第三次买票。杨保国忍无可忍，一拍座椅挺身面出，指着其中一人大声斥责：“你们这一帮人太过分了，三番五次倒卖乘客。这不是纯粹给咱南阳人脸上抹黑吗 我记住了你们的车号，回去就向运管处告发你们。”车主被杨保国的凛然正气震住了，再也不敢提买票的事了。
有一天上午，我刚到办公室坐下，杨保国进来就说：“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心里头不安生呀。”我问其中的原因，他说他的邻居在又脏又臭的院子里加工板鸭，用卫生部门明令禁止的沥青和松香来煺毛，做成的板鸭全部批发出去。他向防疫部门打了电话，当天，这个无证的食品加工作坊就被查封了。“想想都是多年的老邻居，关系挺好的，他们挣俩钱儿也不容易，眼看着他们被查封，我心里有愧呀。”杨保国说，“可是我不，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吃了这种东西要得病，心里更加有愧。”
今年8月份的一天，杨保国正骑着破自行车四处“搜猎”。走到一处小巷口，忽听有人喊：“抓贼呀——”杨保国一看，见两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推辆半旧自行车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小巷里有几个人探头探脑看热闹，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手拦截。杨保国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把自行车往巷口一横，一把攥住其中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小伙的领口，“叭”地扇了那家伙一耳光，并大喝一声：“站住!把你们的皮带解下来厂两个人乖乖地解下了皮带，捉着裤子站在那儿。杨保国和随后赶来的群众把两个小毛贼扭送到了派出所。
杨保国家至今仍背负着3万余元的债务。
目前，妻子330元的退休金，杨保国50元的低保救助，这就是一家三口每月的收入。
杨保国出去写生需要差旅费、胶卷费、冲洗照片费，画画需要买纸和笔，这一切都让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他交手机费，每次只交10元或20元。近四五年的春节，二三斤牛羊肉，一捆大葱，几棵白菜和居委会救助的一袋面，就是他家过年的全部年货。
尽管我多次对他说，经济上遇到困难时说—声，没大钱总有小钱，但他从没张过口，有几次我给他二三百元钱，他总是坚辞不受。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乘车出去采访，刚走到门口，看见杨保国正在院子里停放自行车。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儿。第二天，我出去采访，又碰到他刚进大门。问他有什么事，他仍支吾其辞。第三天，他到了我的办公室，讪讪说想把稿费领一下。我到编辑部一查，报社共发表了他4幅图画，按平时也就是四五十元的稿费。我把杨保国的情况向副总编辑王一卿和总编辑南春堂作了汇报。两人一致同意，破天荒为他发了200元。
接到稿费，杨保国说：“不瞒你说，前天我来找你时，家里只剩下一块二毛钱了。今天我出门时，屋里只有两毛钱。前几天，我去靳岗教堂写生，回来时自行车后胎爆了。想在路边修一下，可是一摸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就推着车子走了十来里，到家门口让人家修修，这钱还暂时记着账。”他还说，此前他到方城县博望镇画三国战场遗存下来的柘树，因为该处不通班车，他同门口一个开“摩的”的熟人商量好，来回车费7元钱，账也在挂着。
杨保国也有大方的时候。2003年的一天，他从几家新闻单位领了500多元稿费。妻子说家里面缸空了，叮嘱他买些柴米油盐。他出了门，径直去了新华书店，花225元买了一套《百年老照片》。后来，他又到了商场天桥下，用剩余的钱买了一部旧手机。他说，因为拆迁搬家后，屋里没装电话，记者，林业局、古建所的人找不到他，买个手机便于和这些人联系。
一个月前，我听说杨保国已经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就强行塞给他200元钱。没想到，两天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说已经用那点钱订了两份报纸。“肉不吃可以，不看个报纸心里总觉得像少了魂似的。”他说。
杨保国对目前的生活倒很满足，“比比路边那些要饭的、夜里睡在街头的，再想想三年困难时期，我现在的生活算是天堂一般了。”他说，“2002年，我坐班车到郑州，下车时车主认出了我，撵很远把40元车费退给我。我两次患脑血栓，济德医院的院长李保健免费为我治疗。我砸伤了脚，‘包文典膏药’的传人包居亲自为我看病贴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市委宜传部部长姚进忠看望了我，并为我捐款2000元。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这一切都让我感动着，也成了我要顽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杨保国说，在他有生之年，他要完成两部巨著：一部是“中国的第二幅《清明上河图》用钢笔画展示南阳灿烂的历史文化；第二部是用钢笔画画南水北调工程，结合当年自己在丹江口水库工地的切身体验，从南阳一直画到北京。
由于脑血栓后遗症和长期的营养不良，杨保国的手一直颤抖着。因为抢救一块一二十斤重的城砖，杨保国的脚踝骨被砸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猎人，仍然不知疲倦地搜寻着猎物。他“出猎”的范围，已经从城区扩大到13个县市区甚至更远……
至记者发稿时，杨保国因为眼底动脉血管严重硬化，双目几近失明，已经躺在床上20多天了。他对记者说：“只要能为南阳多留一些文物古迹，我就是失去双眼也无怨无悔！”
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梵高、毕加索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大师们，虽然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不朽的作品，但生前都过着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们的价值，是在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到的。
杨保国给予了这个城市很多，可是我们到底给了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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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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