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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亡,就是因为反社会、反人类

桀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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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殷周控制力的衰弱,人口的增长,各地的逐步开发以及各国随之不断建立与完善的地方政权,国家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

而落后的秦国因为实行军国体制而建立起垄断土地与社会资源的专制朝廷,获得了强大的国家力量,压倒六国,并随之展开征服战争,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制王朝,对全社会实行强有力的统治,其控制力是周朝无法比拟的。

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六国的巨量军队都被消灭,所有有组织的武装抵抗都被敉平,当日激战的惨烈程度和秦军的残忍,随着长平之战遗址的发现而重现在世人面前。

《大秦帝国》中的白起

《史记·秦本纪》:“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

所向无敌的军队是秦始皇最为骄傲和统治信心的根源。所以,实在无法想象陈胜、吴广这群手持长杆的乌合之众,怎么能够掀起惊天巨浪将秦朝彻底淹没?

强大如秦朝却被轻易推翻,反秦起义的当事人也感到困惑,一个朝代仅仅十四年就做到无人不想推翻它,的确不同凡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汉朝不断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最著名的分析莫如《过秦论》,写出秦始皇“ 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的气势,分析“ 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的现象。为什么如此迅速灭亡呢?“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雄文气势磅礴,结论也掷地有声。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

南北朝以前的论说文, 讲究的是文章气势,场面的铺张渲染,情景的烘托,一番夸张叙述之后峰回路转,导出颇具震撼的原理性结论,在一片称赞声中戛然而止,回味无穷。

贾谊《过秦论》作为汉代论说文的典范名篇,就是这么写就的。这种写法与其说是论理,不如说近乎文学。说理的核心在于客观透彻的分析和逻辑推导。

就秦朝灭亡的原因而言,贾谊认为在于仁义不施。然而这恰好是需要论证的命题,为什么仁义可以长治久安,为什么暴政会危如累卵?

其次,即使得出必须施仁义的大原则,也需要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案及其效果的评估。因此,此类论说文给后世治国者的启发不大。这有点像茶馆里面的几位书生,高谈阔论半天,最后得出原则性结论,却因为没有可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 杜牧

中国古代历史从来不缺乏文学性的高谈阔论,却罕见鞭辟入里且富于启发的论著。因为都停留于缺乏实证支持的大道理上,所以后人也随性取舍,没有把暴政的后果分析透彻。

这就出现不断有人迷信暴政,推崇不计后果的高压,到宋朝以后愈演愈烈,导致明清高度专制和中国社会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

秦朝自商鞅以来采用法家路线治国,严刑酷法,镇压文化,广征徭役,富国强兵。因为秦朝留存的史料很少,现在不容易进行全面的分析, 这里先从战争、徭役和人口的变化看看当时社会的情况,回应陈胜所说的“天下苦秦久矣”。

商鞅给秦国建立军国体制,推行按人头领赏的军功爵位制度,秦军征战六国。在秦始皇之前有记录的19次战争中,斩首182多万人,非常惊人。而秦军自己的伤亡也几乎相近。

秦始皇大约十年灭掉六国,作战规模更大,斩首、自损和老百姓各种原因的死亡,估计在一千万人左右。 所以,战国后期全国总人口约三千二百万,秦一统天下时锐减为二千多万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死亡的主要是青壮年,一个人的死亡将带来一个家庭的衰颓,对社会的影响很大。

秦朝建立以后,实行重税制度,“ 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泰半”为三分之二,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六;“闾左”为贫穷农民,其劳役和兵役都极其沉重。修长城、御匈奴征调四十万民夫;戍五岭、平百越征调五十万;建阿房、修郦山征调七十万,其他没有记录的徭役不下于此。

秦长城,秦始皇三十三年遣大将蒙恬北逐匈奴,筑长城万余里,以防匈奴南进

全国总人口中扣除妇孺老弱,徭役适龄人口最多不到一半,故徭役征调率很高。而且服徭役不算路程,以及役期拖延,一来一往经常在大半年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的税率,加上兵役劳役,不但完全破坏了秦朝的国民经济基础,而且让社会民众家破人亡,生产难以为继。

《古风其四十八》

李白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神威。

逐日巡海右,躯石驾沧津。

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

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

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

推翻秦朝的主力不是六国复辟势力,而是广大劳苦大众,表明法家治理下的秦朝已经成为反社会、反人民的政权,这是它被推翻的根本原因,也是无法用二世昏庸能够塞责的。

二世吊唁尚未结束,也没有掌控权力就被赵高政变杀掉了,拿他做替罪羊不啻为秦始皇开脱罢了。

秦始皇统治,担心看懂的士人揭露他, 所以采取严酷手段屠杀知识分子,镇压文化,实行愚民政策,以为这样就没人看懂,可以稳坐江山。但是,税负沉重是百姓真实的感受,和说不说出来没有关系。

更严峻的是严谨的学术文化是社会的智慧所在,正规的宗教给民众以希望, 这两者恰好是抑制谣言和邪教最有力的力量。

从陈胜吴广起义来看,造反者利用的绝不是学术文化与正规宗教,而是谣言、偏激的宣传和邪教的鼓动,铤而走险的敢死者,加上谣言邪教,便组合成为颠覆社会的真实力量。镇压文化本来为了巩固政权,却适得其反。

陈胜吴广利用“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团结人心

汉朝总结这个教训,解放禁锢,活跃文化,大办教育,提升社会文化水平,真正获得了长治久安。唐朝更是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形成中国古代的盛世。

看透这一点,唐朝诗人章碣(836—905年)以一首流传千年的诗篇阐述了其中的奥秘:

焚书坑

章碣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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