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北京文学》的一组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开启了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课程改革

　　今年是国家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十周年。二十年的改革波澜壮阔，给中国基础教育带来很大变化。《基础教育课程》杂志和杂志微信公众号将推出系列纪念文章，希望能点燃一代人的课改记忆，激起新一代改革者投身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

　　今天，本公众号推出的是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原正司级巡视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原副主任朱慕菊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敬请关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正式启动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20个寒暑。站在这个节点上回溯过往，无论是里程碑式的大事，还是改革过程中的急事、难事，甚至趣事、轶事、荒唐事，都浮现眼前。它的伟大与平凡、宏观与微观、理想与现实、共识与分歧、创新与守正、成就与教训等，在此过程中相生相伴，并始终宽容、、开放地鼓励探索、多样与独创，正是这种精神，促成了这场改革的持久、广泛和深入。它由党中央、国务院发动，并20年不改初衷地坚定推进，体现了远瞩的洞见；它在民间发酵、传播、实践、创造，体现了中国教育者和民众对教育的美好向往和不懈努力。它既是自上而下，又是自下而上的。课程改革所主张的教育观念，在20年的传播与实践中已成为对我国教育方针最深刻、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反映时代强音的阐释，已成为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共同的价值观。20年不间断、不懈怠的改革，也记载了中国人在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奇迹的时代，智慧地、创造性地应对自己教育发展诸多挑战的宝贵历程。

　　我作为从1996年起就参与课程改革筹备，并与改革同生同长的教育工作者，在纪念课程改革20年之际，脑海里浮现的是鲜活的、值得永远记住的、为这场改革作出贡献的人。再好的改革决策和方案，再多的投入，如果没有“人”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格局。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充满教育理想和探索勇气，去创新、实践、拼搏、奉献的人。因此，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述两件难以忘却的事，并对由此而涉及的、所有投身课程改革的、怀抱崇高教育情怀的人，致以由衷的敬意，以兹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年的纪念。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能从中体验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仅有值得宏大叙事的一面，同时，它也是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是我们平凡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坚韧地面对种种艰难，保持乐观的态度并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是这种生活的常态。

　　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有些人所做的事很宏观，他们不仅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大国的各种差异、各种艰难，而且远瞩地、科学地预见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与21世纪中国腾飞的内在关联，提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1] ，准确定位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地位，铆住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建立适应21世纪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描绘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共同愿景。可以说，在20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在面对新世纪时并不茫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已未雨绸缪，充满了勇气和期待。

　　2000年12月20日，当天一上班就接到办公厅的通知，国务院要求教育部于12月22 日下午去国务院汇报实施素质教育及课程改革的有关事宜。虽然各相关方面的工作都有具体的规划和进展，但马上要向国务院汇报，仍感突然和紧迫。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和主管基础教育的副部长王湛同志亲自带领我们为汇报作周详的准备，其中包括两位部长听取部分学科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的汇报。记得当时英语学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琳老先生汇报，在两位部长面前，陈先生毫不拘束，将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介绍得学理清晰、逻辑严谨、引据广博，优雅的英语和寓意深刻的幽默不时引发大家的笑声。陈先生现已99岁高寿，至今仍在关心着课程改革。当天，物理学科由西南师范大学的廖伯琴教授汇报，其中涉及关于材料的内容， 至立同志提出了一些具有专业性的问题，原来，她是材料方面的专家。廖教授引用PPT 的图片从容应对。汇报从当天上午9点径直延续到下午2点，5个小时的汇报，至立同志一次都没有离开过她的座位，全程聚精会神地听取专家的汇报，并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会后，王湛同志带领我们准备汇报的PPT，连续两天加班到凌晨。

　　2000年12月22日下午3点，汇报工作在国务院的会议室进行。我们有十几位专家要去参加汇报。备车之际，不知是谁匆忙中临时找了一辆几乎没有玻璃窗，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车皮颜色几乎全部脱落，马上就要报废的“红叶”面包车，我将进入国务院的通行证放在了车头，真可谓“虽破犹荣”！参加汇报会的专家们似乎完全没有关注到这是一辆怎样的车，兴高采烈地坐了上去，12月的北京寒风嗖嗖地往车里灌，大家却没有察觉，继续热烈地讨论改革的话题。好在教育部距离府右街很近，当我们的“破车”进入国务院西门时，警卫战士看了一眼通行证，毫不歧视地敬礼放行。就这样，这辆车载着肩负改革使命的中国一流教育专家，驶进了国务院。

　　当年，时任副总理的同志主管教育等领域，高度关注我国基础教育如何面对21世纪的挑战，如何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亲自下基层调研，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当天的汇报会上，他就基础教育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精彩而深刻的发言，具体举例剖析了教育内容的繁、难、偏、旧，教学方式的呆板、灌输，教材内容的陈旧，评价考试的种种弊端，以及教材的价格、发行问题等等，提出必须通过改革，通过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破解这一局面。

　　王湛同志代表教育部作汇报，内容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进措施。同时，根据《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汇报了教育部的工作部署，其中包括研制“面向21世纪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王湛同志系统、详细汇报了组织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即后来正式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内容，涉及到课程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突破点和改革组织推进的政策及策略等，包括新世纪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改革的六大改革目标、课程设置的突破，如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和劳动与技术教育；以及教学的改革、课程管理制度的改革，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管理制度等。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改革者面对新世纪，更新教育观念，进行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智慧和勇气。

　　记得在汇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组织工作时，提出要坚持、开放的原则，动员一线的教师，师范大学、科研机构、教研机构的专家、教授积极参与，投入到基础教育改革中来。为有序推进改革工作，教育部研制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概览》，分为9大类共78个总项目。根据《概览》，收到来自全国的申报方案300余件，经专家评审，形成课程改革项目核心组成员300余人，项目人员近2000 人，并在9所师范大学建立了“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汇报展现了教育部党组对这场改革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和全面、周详的改革工作规划。岚清同志听了汇报后，高度肯定了教育部的汇报，他说：“教育部干得好，我支持你们！”

　　当天与会的还有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的领导。我的体会是，国务院邀请这些部门的领导与会，是强调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要将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全社会高度关注、高度认同、高度参与的一项工作，需要各部门统一认识，协调一致。

　　这一天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在这天，教育部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了具有远见，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课程改革理念和政策、举措。2001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关于课程改革的内容正式写入其中。

　　20年课程改革充满着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类故事体现在改革的全过程。我想通过两个真实的故事来描述改革者的风采。

　　起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需要把握课程改革的全局，这个全局就是如何具体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宏观层面，需对21世纪挑战、中国国情、改革的背景、体现三个面向、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定位和筹划；中观层面，要提出具体的改革目标、突破点、推进改革的全面规划和策略；微观层面，要提出较为具体的指导意见，如教学、评价、考试等方面的改革思路与建议。总之，要体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1997年基础教育司组织了对9省市“义务教育课程实施状况”的调研，获得了大量来自一线的数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为集思广益，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远见卓识，组织召开了面向不同人群、不同专题的座谈会数十个，获得大量珍贵的意见和建议。在充分讨论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 归纳形成“纲要”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具备了进入文件撰写阶段的条件。

　　为使文件具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深刻、丰富的思路，基础教育司将起草“纲要”草稿的工作委托给3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由现任校长董奇教授和教育系康健教授牵头，华东师范大学由原课程教材研究所钟启泉所长和现任所长崔允漷教授牵头，南京师范大学由吴康宁教授和郝京华教授牵头。经过研究和打磨，3个起草小组都拿出了“纲要”草稿。1998年9月，基础教育司在北京怀柔召开起草“纲要”的研讨会，除起草专家外，会议邀请了原上海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的李家永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季湄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郭元祥教授等共十几位专家参加。各组都详尽介绍了“纲要”草稿的思路和内容，之后即进入热烈讨论。我记得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课程处处长刘坚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崔允漷教授当时准备了一个白纸板，他们负责将大家的意见和观点梳理出来，在争论和协调中，三个文稿所提出的改革规划，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逐渐靠拢，形成了“纲要”的雏形。吴康宁教授提出，这次课程改革的“魂”是什么？用什么作为“旗帜”？这个命题引发了大家深层次的思考，最后一致认同把“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旗帜，统领“纲要”的撰写。3个团队的成果逐步化为一个共同的成果。会议开得十分辛苦，黑白时间连续使用，可谓是大家戏称的“”。

　　研讨会结束返回时，已是第3天的掌灯时分。从怀柔县城穿过，偶然看见一家名为“粗粮站”的小店，饥肠辘辘的专家们强烈要求解决温饱问题，大家纷纷参与点菜，享用了一顿地道的粗茶淡饭，疲惫之至的专家们上车后即进入了梦乡。“粗粮站”已成为我们对“纲要”共同的美好记忆。

　　将3个大学团队的文稿统整为一个文稿后，经司务会讨论同意，特别委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任（时任），请他将“纲要”的草稿写成符合教育部文件要求的初稿。一周后，张力同志把“纲要”初稿交给我时，基本就是现在文件的形态。文件立意高远，结构简明清晰，层次分明，改革内容阐述明确，操作性强。尽管此后为了政策表述更精确、逻辑更严密、修辞更精当，又不厌其烦地修改了数十稿，但张力同志的文稿为形成这份高质量的文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向所有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起草工作的专家和张力同志，以及最后对文件进行审定的各位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这一文件，指导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年。

　　关于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的《语文课程标准》，大家只看到了其高水平的最终形态，绝大多数人却不知它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一项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其价值不仅仅在于结果，还应反映在改革过程中对真理、理想、规律、可行性的不懈追求。

　　1997年，《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将对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推向了全社会，并进入。争论的焦点聚焦于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工具性的定位，以及所涉及的文学教育等具体问题。长时间以来，多种观点各执所见、相互碰撞，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观点、意见纷杂繁呈的阶段，要启动新课程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撰写，可以想象工作难度之大。其难处在于必须对语文教育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明确定位和界定，对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得广泛共识，只有具备了这一基础，才能形成全社会、全战线对新课程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认同。

　　为形成和建构新课程语文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标准的基本框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了部分师范大学研究语文教育的专家，语文教研、科研工作的专家，一线的优秀教师，出版界的专家等，多次就上述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在无数次的反复研讨、碰撞中终于逐步厘清思路，初步明确了语文教育工具性、人文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逻辑关系、定位和内涵，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的观点。有了基本观点和框架后，基础教育司又分别组织召开了数个面向各种不同观点人群的座谈会，听取各种意见，同时主动宣传新课程语文教育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主张。

　　为使语文课程标准文本的起草工作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能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兼收并蓄，能充分反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在起草的过程中更大力度地宣传、传播新课程的理念，基础教育司尝试组建了3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小组，按照既定的原则和目标，平行地开始起草工作。3个小组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与江苏省教研室，由华东师范大学巢宗祺教授、方智范教授、江苏省教研室主任陆志平牵头；华中师范大学与武汉市教研室，由华中师范大学雷实教授和武汉市教研室主任徐国英牵头；北京师范大学与吉林教育学院，由吉林教育学院张翼健院长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国民教授牵头。划分了3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分别征求意见的区域。在此过程中，基础教育司又分阶段召开了文本起草工作的研讨会，就3个文本的科学性、一致性、包容性进行归纳和建构。巢宗祺教授逐渐担负起更多、更重、更具体的责任。面对诸多不同的意见，面对3个团队的观点和成果，面对时而突然而至的汹涌舆情，巢宗祺教授均以宽厚的胸怀、温和的态度、睿智的工作方法、精湛的学术水平，在团队的支持和配合下，理性而冷静地去处理每件事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最后，3支队伍水到渠成地融为了一体，巢宗祺教授成为语文课程标准组的组长。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勤奋、谦虚、团结、合作的精神。

　　这个团队曾经拥有过李吉林老师、于漪老师等中国的一代教育家，还有一开始就跟随课程改革走到今天的元老级专家，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国民教授、江苏省教育学会的陆志平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的王云峰教授等等。2014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作为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的组长，加入了课程改革的工作。王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训诂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她的加入，以及其他一些新的专家的加入，使语文课程标准组更加强大。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揭开了新世纪的新篇章。

　　通过简述故事，重温了投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回忆起所有参与课程改革的战友和他们对改革的倾情奉献，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他们的贡献已融入历史的记忆。

　　（作者：朱慕菊，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原正司级巡视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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