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之川的2016年书单

　　年终岁尾，辞旧迎新，正是盘点总结、过往的时候，为的是除旧布新，继往开来。最近，李节跟我联系，说她运营了一个微信号“李节语文清话”，想约我写篇文章，谈谈在过去一年里，读过哪些书，有些什么收获，以便与老师们交流，希望能够相互借鉴与，显然这是命题作文。但我要感谢她提供这么个机会，使我得以从一个侧面回望2016，讲述自己的阅读故事，梳理阅读所得，兼记读书。

　　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是一个很个性化和“私密”性话题，可谓言人人殊。每个人因工作性质不同，兴趣爱好各异，用于读书的时间有多寡，读什么书，读多少，怎么读，读到什么程度，可能都不一样。我每逢到别人家或办公室，总喜欢凑到书架前，看看摆放着什么书，从中多少能够看出主人的审美视野和阅读品位。作为出版中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读书、编书，工作之余也写书，201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顾之川语文教育新论》就是近几年的读书思考所得。在我看来，读书有主动型，有被动型，有主动+被动型。主动源于自己的“内驱力”，被动则出于各种的需要。我相信成年人读书多半应是主动的，因为有比读书更舒适更轻松的消遣方式。当然有时由于某种原因也有被动阅读的。比如，秘书为了给领导起草讲话稿，不得不阅读有关资料；教师为了写教案，不得不读教学，有的学校甚至还每篇教案的字数，把写教案变成一种差使；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读各式各样的模拟题、册，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至于集体学习领导讲话或文件，更是属于工作需要的被动阅读了。

　　我读书大约属于混合型，即主动+被动型。说主动，是因为我近些年来一直对人物传记感兴趣，尤其是人物或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读后一般还要写文章，写文章就要更深入地阅读。说被动，是因为有时为了完成某种工作任务，必须深入了解，不得不阅读。更多时候的阅读，既有主动因素，又有被动因素，有时似乎也难以分得清。但不管是主动读，还是被动读，读了总会有收获。回望2016，我选读了《叶圣陶全传》《顾炎武评传》《蒋百里传》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我所供职的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为了总结近40年来组织开展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经验，以传统，不忘初心，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我和中语会》。作为主编，我重点阅读了叶圣陶、刘国正、章熊等语文界前辈的相关著作。也有些阅读是巧合，比如偶然得到友人赠书，自然先读为快，我读罗常培先生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就是如此。有一次偶遇山东教育出版社周红心，说起过罗常培先生与语文教育的各种因缘，因为罗先生当过几年中学国文教师和西南联大国文学系主任，发表过有关中学国文教学的论著，也谈到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跟刘坚先生读博士时，常听他讲起给罗先生当秘书时的逸闻趣事，他还写过《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后来也常听海淀区语文教研员董晓平讲他外祖父罗常培的往事。周红心先生慨然惠赠我一套《罗常培文集》，我选读了第五卷《中国人与中国文》、第九卷《语文琐谈》以及他在云南的部分游记等，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除以上几本书外，一些语文类报刊，也是我经常翻阅的，如《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学习》《语文建设》《语文教学与研究》等，这使我得以纵览语文风云际会，了解语文教育动态，获益匪浅。

　　叶圣陶（1894～1988），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研究当代中国教育，无论如何绕不开叶圣陶；回望百余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更是绕不开叶圣陶这座巍巍高峰。叶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语会的顾问，所以我读商金林先生这部三大本煌煌巨著时，重点选读了他在人教社工作，尤其是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章节，并写了一篇文章《叶圣陶：语文教育的巍巍高峰——《叶圣陶全传》读后》。正好广西教育出版社新创刊《中小学课堂教学研究》，黄力平主编向我约稿，该文发表在创刊号上。叶圣陶研究会组织编辑的《叶圣陶研究丛刊2016》也予以转载。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满族，人。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师。他做过中学国文教师，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他毕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涉及音韵学、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等，其主要著述收录在王均先生主编的《罗常培文集》十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中。早在19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就读过他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受惠良多。当我得到《罗常培文集》后，首先翻阅他涉及中学国文教育教学的经历和相关论述，写了《试述罗常培先生在语文教育上的贡献》一文。此文将刊布于广西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论坛》。

　　刘国正，又名刘征，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诗人、杂文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国正先生之于我，既是在人教社和全国中语会工作中的领导和前辈，又是多年来的同事和忘年交。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与先生相聚甚多，得以亲聆謦劾，如沐春风，耳濡目染，获益良多。我本来早有为他写篇文章的想法，郭戈主编《中国教育科学》的“名家”栏目，每期重点推介一位名家，要求既有名家本人的文章，同时配发一篇全面阐述该名家教育思想的文章。国正先生就推荐了我，我自然乐于从命。于是我又重读了《刘征文集》中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述，写了《试述刘国正先生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发表在该刊2016年第2辑，《课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4期予以转载。

　　章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也是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前身）的创会元老，中语会成立时给教育部的申请报告就是他主笔起草的。他还曾担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高考命题组长。因为人教社和中语会的关系，我常到他府上拜望。在他那平米客厅里，听他纵论语文风云，历数中语“会史”，细数教改阳秋，品评南北名师。常常是高谈阔论，诙谐豪放，神采飞扬，机锋迭出。伴之以他那洒脱的语调和爽朗的笑声，简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2016年春节，王本华和我代表中语会去看望时，我忽然产生了为他写篇文章的想法，这就是发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9期上的《章熊先生的语文视界》。

　　我对顾炎武发生兴趣，一是因为他是顾氏名人，二是仰慕他一生四方的人生阅历。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学者、诗人，与黄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梁启超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他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被后世学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一面旗帜。我读了《顾炎武评传》，也翻阅了《日知录》《顾炎武诗文集》的部分章节，写成《顾炎武对语文教育的》一文。适逢青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因我曾在该校工作三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要出校庆专刊，向我约稿，此文刊于2016年第5期。

　　我对蒋百里发生兴趣，始于十多年前有一次到浙江海宁参加校园文学课题组年会，熟稔海宁地方文化的章景曙先生便向我介绍过蒋百里的传奇人生，蒋百里故居就在徐志摩故居对面。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他曾与梁启超创办共学社，与蔡元培发起社，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是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黄炎培称其为“天才兵学家，亦为天才文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为其三女儿。作者陶菊隐是著名报人，文笔精彩，可读性强。我读后写了《蒋百里对语文教育的》，刊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6年第9期。

　　《上学记》是大学何兆武教授的一部史，主要追忆他学生时代上学读书的往事。何先生曾在抗战时期，就读于师大附中、南京师大附中和西南联大。无论是少年时代的读书氛围、国难当头的母语学习，还是对学术创新的，都给作者留下难忘印象，也给我们教育工作者带来若干。今天我们要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除借鉴国外母语教育经验外，还需要了解我国语文教育的过往，认识昨天，才能把握今天，面对明天。继承传统，为我所用，开拓创新，立德树人。于是将我阅读该书所得，写成《上学记对语文教育的》，刊于《湖南教育》2016年6期。

　　1.读书宜采取“拿来主义”。当然并不是提倡带着功利目的去读书，也不能单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说，要读有用之书，能为我所用，最理想的是把阅读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杨绛说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理解读书是一种“借力”，即借助别人的经验智慧充实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既是工作需要，也是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读书与写作紧密结合在一起，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搜集写作素材、提炼思想的过程。比如，作为语文教材编辑，选文时就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捡哪些菜大有讲究。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要举就需要举那些典型的例子，最能说明语言文字运用规律的例子，以便学生通过这些例子，在阅读、写作方面能增长知识，受到，提高语文素养。这就须有敏锐的“衡文”眼光，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慧眼识珠。语文考试首要的也是选文，尤其是高考、中考试卷所选语料，一要能够体现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的核心立场，二是便于考查考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三是要有“题眼”，能够出来题目，并且要努力体现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2.读书宜“内外兼修”，不妨杂一些，涉猎面广一些，博观约取。专业书固然要读，但也要有意识地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不能把阅读范围只限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教育经典论著，语文教育大家如叶圣陶、吕叔湘、朱自清、黎锦熙、公、刘国正等人的著作，语文教学名师，如于漪、章熊、钱梦龙、孙绍振等人的著作固然要读，但也不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读一些哲学、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不求，但求略窥门径，语文教学涉及方方面面，语文教师要做“杂家”，正如孙权劝吕蒙读书时所说“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3.读书最好能“雁过留痕”。读书的过程就是不断吸收营养的过程，读时可能会受到，得到。作者的某一个观点看法，可能正是自己想过但没有想那么明白，或者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与我心有戚戚焉。这种或，常常稍纵即逝，随风而散，这时就要善于抓住这“灵光乍现”的一瞬，及时记录下来，形诸文字。否则，一旦时过境迁，即便想要再写，也就印象模糊、无从写起了。

　　4.读书方法可“各随所愿”。诸葛亮读书“独观其大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欧阳修读书常在马上、枕上、厕上，朱熹强调熟读精思，华罗庚提出书要“越读越薄”。依我看，读书这事并无什么固定章法，不妨各随所愿，八仙过海，各显，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想读多少就读多少。所谓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博览群书，其实现在来看，也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读书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读一书，不一定要记住多少内容，更不需要记住书中每一句话，但每读一次，总要力求更接近本质，理解内涵，掌握要领。人们之所以嘲笑那些“书呆子”或“两脚书厨”，就是因为他们读书时往往食书不化，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

　　：顾之川，河南省商水县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和语文教材研究编写工作，主编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著有《 顾之川语文教育新论》《顾之川语文教育论》《语文论稿》《明代汉语词汇研究》 《中国文化常识》等 。主编“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文心经典”“名师语文课”等丛书，并有古籍整理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