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协同推进网络谣言治理

　　谣言是古已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借助网络传播、移动传播、社交传播、智能传播等传播形态的特有条件而具有更快流传速度、更大波及面。谣的本义是徒歌，即随口唱出、无音乐伴奏的清唱；泛指谣谚、歌谣；又指谣传。《新华大字典》把谣言定义为“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谣言存在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之所以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能被古人口耳相传、今人在网络上传播，原因之一是所流传的东西有某些方面迎合了大众的某些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从而一般人容易接受甚至相信。

　　在网络传播条件下，谣言传播变得更加具有流传性与冲击力，不仅信息如潮覆盖，而且信息推送找人；不仅是一般性流传，而且因为是社交平台上熟人所发而更易于接受和相信；谣言不仅包装得易于传播和接受，而且可能虚假信息伴以似真信息左右，难以分辨；再加上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服务技术的运用，算法所推送信息是基于对用户信息需求偏好、行为特点甚至是个性弱点的累积画像和实时捕捉进行，既推送有事实依据内容，也可能推送了事实依据不足甚至虚假信息。这既显示出网络谣言治理的特殊难度，也更凸显治理网络谣言的急迫性、重要性。

　　梳理网络谣言现象传播机理、传播链条，涉及社会多个方面，包括所涉主体、互联网平台、内容制作者、传播者、公众和监管部门，建立、优化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就要在基于共识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

　　社会主体有效沟通是减少网络谣言产生的前提。谣言止于。要想实现更主动的网络谣言治理，所有社会主体，特别是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学校以及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等，都要进一步增强内部管理、公共治理和公共沟通等能力，进一步增强以人民为中心履行职责的工作成效，从而有效削减相关谣言可能产生的概率。现代社会治理之所以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流言止于智者”，就是因为从源头上看有些工作不到位，给网络上各种想象留下了产生土壤，给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留出了空间。这其中，既包括所涉社会主体对内部人员、事务等管理不到位，行业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不到位，也包括新闻发布、公共沟通发布不到位。更需改善的是对社会情绪、心理脉动的及时感知和巧妙抚慰，是对社会关切、信息需求的敏锐发现和及时回应，是对连带问题、质疑动向的警觉防范和及时处置，是对重要事实、工作措施的及时发布和多元沟通，等等。概括而言，不仅要把工作做到位，还要把沟通做到位；不仅要把民生服务做好，还要把民众心理需求和情绪脉动把握好。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会相信传言甚至会转发后来被证实的网络谣言，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理由，即网络上戏谑而言的“谣言，有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客观上，有些口耳相传的流言被后来传播出的事实所印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传言的接受心理和接受可能，从而使“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也有了更多被接受的可能。有学者指出，谣言产生与相关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即事件越重要却又越信息缺失，谣言产生的可能性与其效应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两因素趋向零时，即变成不重要或信息很充分时，谣言就没有产生与传播空间了。

　　互联网平台必须负起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主体责任。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大差异，就是前者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传播为基本特征。不仅传播，相当多数与谣言相关内容制作也须借助互联网平台才得以完成。总体上看，口耳相传效率很低、不断变化；没有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分发平台等的助力，网络谣言就不可能有如此大传播力和破坏力。互联网平台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还需要根据自己平台的传播特性、技术特性、运行方式等制定一系列防范、识别、治理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则，形成有效内部治理机制，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在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上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平台功能。

　　公众必须增强网络谣言的识别、抑制、排斥能力。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公众既可能是相关谣言内容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传播者，甚至可能自觉不自觉成为相关谣言内容的制作者。让公众不传谣的前提是不信谣，不信谣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谣言识别能力。网络谣言尽管多变，仍然有一系列特征可以识别。增强警觉之心和识别能力，就可以少受网络谣言的侵害，更可以避免不当转发。最重要的还在于政府要切实提高监管能力。要进一步织密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增强包括科技手段在内的监管能力，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相关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素养和预防、识别能力，从而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导，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陆小华）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