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厕所门上的字

　　她很特别。端庄、温柔、知性，台里的女主播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她的形象一直是犀利、直接，甚至还有些尖锐的。

　　一个反复被提起的例子是，在韩红因外形遭受诸多非议和恶评时，是她主动邀请韩红到央视做客，给予了韩红走入主流媒体的机会。

　　可张越本人对这些所谓的“名人效应”并不在意，相反的，她更想诉说的，其实是平凡日子里的平凡人生。

　　比如在她刚刚主持《半边天》时，就曾因外貌与身材遭到攻击，有观众写信给央视质问台长：“张越是不是你家亲戚？为什么找她当主持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吗？”

　　将时间拨回到张越入职央视的前一年，1994年，联合国决定于次年在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即将退休的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寿沅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东西，一个“史无前例”的想法开始在其脑海中构思。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央视为许多人群创办过专门节目，唯独忽视了女性群体，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寿沅君联合其他两位编导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节目策划书，并将其递交到台里，审核很快通过了，《半边天》诞生了。

　　198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一直在某中专院校当语文老师。学校主攻金融类学科，语文成了课表里最不重要的存在，生活很清闲，课余时间也可以发展一些副业。

　　大学毕业后，张越的许多同学都进了电视台，某天一位在央视实习的同学找到她，说台里现在急需两个小品剧本，想请她帮忙写一下，闲着也是闲着，她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编剧生涯。

　　1993年前后，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开播，广受好评。观众的呼声不断，制作方也欣喜万分，于是马上通知剧组，要在原有的剧本基础上再加80集的篇幅。

　　当时《我爱我家》的总编剧是梁左，得知这一消息后哭笑不得。情景喜剧边写边拍的高压模式本来就让他崩溃，如今要再加80集，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帮梁左分担压力，英达找到了张越，彼时他听说，这位女编剧写剧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笔下的段子和包袱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在认识英达之前，张越根本不懂什么是情景喜剧，这个东西她没写过，也不会写。英达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诉她：“反正谁都不会写，全中国也没编剧写过，试试呗。”

　　英达说得坦诚，张越也不好拒绝。她问导演要了几期已完稿的剧本，回家看了看，乐得“笑出了猪声”。

　　兴致来了，她当晚就写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讲的是傅明老爷子（文兴宇饰）假装生病为引起全家注意，结果反被误诊为癌症的故事。

　　在《我爱我家》的后80集中，张越参与编写了近20集内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过她编剧的章节。

　　《半边天》正式播出后，央视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体为主视角的栏目，这当中有一档节目名为《好梦成线小时的时间，帮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梦想。

　　那个时候张越是这档节目的策划之一，过程中她发现，节目组拍过的女孩梦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歌星、模特和空姐。

　　一句无心之言，又把张越从幕后送到了台前，她没想到，过了几天节目组竟真的把她送到了苏州松鹤楼，体验了一把当厨子的感觉。

　　这期节目播出后，意外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而张越面对镜头丝毫不胆怯、能说会道的表现也引起了《半边天》制片人的注意。

　　此后，《半边天》接连三次邀请张越做对谈嘉宾，直到第四次见面，制片人才告诉她，其实节目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脱口秀栏目的人，但台里的女主播更习惯传统主持模式。节目组想让张越试试，又担心观众无法适应，毕竟在此之前，央视舞台上的女主持大多为倪萍、杨澜这样的知性形象。

　　这是1995年，30岁的张越坐进了《半边天》的演播厅，彼时的她只觉得“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运的转折也就此开始了。

　　在《半边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员，在正式上岗前都要进行性别培训课，许多编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了解到，原来性别也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简单讲来，生理性别是二元的，只有男、女之分；可社会性别是多元的，指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的社会含义，泛指社会对男女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

　　在《半边天》刚刚开播的那几年，许多话题都是围绕“社会性别”展开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构成是否合理？如何消除“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养儿防老”背后的性别歧视……

　　对于女性相关的话题，张越和《半边天》都是敏锐的。那时候有一则女士内衣的广告上写着“挺起胸才能抬起头”，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骄傲，胸小很不体面。

　　张越和编导看到后火冒三丈，立刻就制作了一期节目，主题便是探讨社会对于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带有歧视的。

　　节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内容，便是坐在演播厅里与多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探讨一些时下敏感的话题。

　　上到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张越每一次都奔着“干倒男嘉宾”的目标使劲儿，一度以为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便是女性的胜利。

　　每天坐在演播室里高谈阔论有用吗？在节目中，她可以以一个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败”在场的男嘉宾，可节目结束后呢？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里的女性，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一次谈话，而获得尊重和理解呢？

　　内心的疑问和纠结越多，张越对于《半边天》的归属感就越来越少。节目的宗旨是“倾听女性表达”，可坐在密不透风的演播室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1997年，张越决定从央视辞职。她找到了领导，说出了内心的顾虑。领导反问：你觉得的“女性声音”应该如何表现？

　　张越默不作声，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僵持中，领导拒绝了她的辞职申请，让她回去再想想，而张越这一想，就是整整两年。

　　一次，她与同事一同到深圳罗湖火车站录节目。在火车站的女厕所里，她发现蹲坑的木门上写着许多字。她本以为会是一些有关住宿、租房，或者服务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惊。

　　在那些肮脏破旧的木门上，张越看到了无数“深漂”女性内心的挣扎和无奈，那些都是她们平常无法诉说，却又渴望被听见的心情。

　　从深圳回到北京后，张越再次回到了《半边天》，并提出了走出演播厅，与女性面对面交流的节目改版要求。对此，领导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她曾采访过一位姓杨的女性。结婚前，小杨是一位叛逆少女。初中毕业后，她自愿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录取名额，跑到社会上打零工，几年后，通过自学她又考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

　　24岁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与一个男孩闪婚，不久之后，二人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此后，她听从婆婆的意见，辞去了原本高薪的设计师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

　　女儿上小学后，她有了回归职场的想法，可在婆婆眼里，这是小杨有“外心”的表现，说什么也不同意儿媳外出工作。几番争执无果，小杨选择了离婚，除了女儿的抚养权，她什么都没要：

　　与小杨形成对比的，是一位来自贵阳的大姐，名叫丽丽。在40岁之前，她近乎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掌控权。

　　出生于60年代的偏僻农村，丽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饥饿和贫穷。小的时候，一家五口挤在月租5元的草房里，16岁之前丽丽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成年后，丽丽到贵阳打工，因为没有钱租房，她在老乡家里的猪圈中睡了一年。经工友介绍，她认识了后来的老公，对方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因被处罚。男人告诉丽丽，结婚之后便可以让她吃饱饭、穿好衣、住楼房，于是为了生存，她结婚了。

　　婚后，男人嗜赌成性，每次输钱都会对丽丽拳打脚踢。恐惧和伤痛成了婚姻里的噩梦，将近10年，丽丽只能依靠入睡。

　　改革开放之后，丽丽经营起一间饭馆，生意越来越好，小饭店变成大酒楼，丽丽逃离了贫穷，却没能离开暴力的丈夫。

　　根据丽丽回忆，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曾向自己提出过上百次离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笔“赔偿金”，拿到钱就反悔。终于有一天，男人又一次开出条件：一次性拿出35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丽丽有些意外，问这次是真的吗？对方给出了无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一位算命的说丽丽“八字太硬”，二人如果继续在一起，男人一辈子都别想发财。

　　这样的理由让张越哭笑不得，她问丽丽，为什么明明那么痛苦，却还只是被动地等待丈夫离婚，而不是主动主张权利？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张越采访的女性中，提到“爱情”，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会聊到琼瑶电视剧、亦舒小说对自己的影响；可农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个人过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新时代的两性关系更注重自由与个性的表达；可对远在农村的妇女来讲，“爱情”也许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生存远比浪漫重要。

　　张越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要做《半边天》，这些故事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愿意表达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了倾听她们，张越和节目组时常需要扛着摄像机全国各地跑。

　　见到的人越多，张越便更能清楚地感觉到，外界给予一个人的所谓期待与标准，往往与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现实人生大相径庭。

　　张越曾采访过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近乎“无可挑剔”。胡女士在供电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收入可观。结婚后不久，他们成功分到了房子，不久之后又生下了儿子。

　　在外人看来，胡女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见面后张越才知道，原来胡女士的丈夫沉迷炒股许久，近乎赔掉了家中所有积蓄，日常工作或者不顺，他便会对胡女士拳脚相加。

　　过去几年，胡女士几次想过离开，但每次见到丈夫诚恳地道歉，她都会心软、选择忍耐。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将年幼的儿子打得浑身是伤，而理由仅仅是写错了两个英语单词，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

　　“过去以为每个家庭都一样，有了问题就想着‘生个孩子就好了’，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胡女士告诉张越。

　　“婚姻就是‘真心话’与‘大冒险’的结合体。”张越说，过去讲起女性与婚姻的关系，大家都习惯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义，但走近了才发现，一切远比想象的复杂。

　　节目组扛着设备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里，问当地村民如何看待这对夫妻，不出意外的，大多数人的评价都绕不开“不正经”。

　　在后续的采访中，节目组得知，因为这段“忘年恋”，夫妻二人已与全家人断绝关系，为了能够和26岁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经58岁的妻子还去整形医院做了全脸除皱手术。

　　由于一直遭受排挤和非议，他们搬到了远离村庄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窝棚里。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他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唯独他们坚信“只要俩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对相差32岁的爱人仍然相守。短视频时代来临后，二人开始尝试在网上发布一些日常视频，凭此还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查看评论，议论仍在继续。

　　《半边天》中出现的每一位女性，都不应该被看做是节目输出观点的工具，而应该是被看见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美丽个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同时迈上新台阶的还有《半边天》。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达欲也愈发旺盛。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工厂的女工、在婚礼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将“拥有500万资产，性能力正常”作为条件在网上征婚的中年女人、东北偏远山村里唯一的女教师、沉迷“哈韩”追星的女大学生、将高薪工作辞掉跑去国外学习西点的公司高管、中国首批开始学习测谎仪知识的女警官……

　　通过那些来信，张越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透过她们，又感知了历史的进程、岁月的变迁，以及隐匿在时代车辙中的矛盾与纠结。

　　张越曾参访过一个在县城粮食局上班的女孩，二十几岁，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独自守着一间昏暗的仓库。

　　在WiFi和智能手机还未出现的日子里，女孩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东西，她很压抑，很想逃，但看仓库在当地是一份“铁饭碗”，她也担心外面的世界会让人伤心。

　　“她每天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张越清楚记得，那间仓库没有窗户，非常安静，只有钟表秒针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一股担心忽然涌上心头：“这姑娘的一辈子会不会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在报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诉张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米的报摊上，如果没有人帮忙看店，她连厕所都不敢上。报纸和杂志本是帮助人们开阔眼界的东西，可为什么偏偏束缚了她？

　　在老一辈人眼中，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都赶上了“好时候”。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物质的不断丰盈会让人满足，同时也容易迷失。

　　一个女人拥有一份稳定到有些无聊，而且收入并不算高的工作，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可她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白天在地里干完农活，她习惯回家换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换一身宽松的衣服洗衣、做饭，为此她被村里人唤为“杨三换”。

　　农妇只有初中文凭，却酷爱写诗，村里人笑话她，家里人也埋怨她瞎折腾。渐渐地，她便不再写了。采访时张越问她，上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

　　2001年，张越第一次在观众来信中见到“刘小样”。在那封信中，刘小样写，自己现在正住在一个距离北京1100的北方平原深处，这里的一切都是平的，就连生活也是“平”的。

　　最初张越并不觉得刘小样特别，毕竟农村妇女想要学习文化知识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半边天》的节目策划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选题。

　　张越知道这是对方紧张的表现，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天，她暂停了录制，与刘小样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录制便又一次开始了。

　　在那个下着小雪的下午，张越和刘小样在田边坐了几个小时，可无论她如何引导，对方始终说不出一个完整的长句。

　　眼见着聊不出什么了，张越想放弃了。她对摄像老师说，去周围拍些空镜备用吧，“太绝望了，觉得这期节目只能这么将就了”。

　　摄像师离开后，只剩张越与刘小样面面相觑，为了缓解尴尬，张越问：“你总说自己不开心，那怎么才能让你开心呢？打个比方吧，此时此刻你最想变成谁？你就能满足了。”

　　张越很惊讶，问她为什么？刘小样回答：“因为你上过学，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过门，你哪儿都去过，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人生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田地与灶台，在年幼的女儿眼里，母亲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

　　刘小样的家距离西安城区不过几十分钟车程，往返车票只需要9元，可在结婚前她竟一次也没有到过西安。

　　在农村，有钱可以置地盖房，但是不能买书；可以买衣吃饭，但是不能外出旅游。因为只要一个农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会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议是可以“杀死”一个人的。

　　刘小样告诉张越，结婚之后，丈夫也带她去过一次西安城里，站在繁华的街道上，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城里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么好看，那么自信”。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托些什么吧。”刘小样答：“这里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样，那就更土了。”

　　沟通从此顺畅起来，张越明显感觉到，刘小样内心里的一块地方被打开了。在后续的对话中，她感受到了刘小样心中对于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晓了她不甘只是做一个好媳妇的无奈，她只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静且一成不变的岁月里。

　　“时代都走到哪里了？还要女人总是这样。”这像是在反问张越，又像是一种极为笃定的告诫，人总要向往点什么，刘小样说：

　　与刘小样的对话结束了，张越急得浑身是汗。摄像不在，机器没开，如此完美的采访，全都错过了。可就是在此时，她忽然发现摄像师竟躲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这期节目其实摄像救下来的”。

　　采访结束后，张越回到了县城宾馆，准备第二天启程回北京。当天夜里，刘小样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说：“你忽然地来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张越与刘小样完成了一场极为震撼的对谈，同时也帮助张越捧回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我叫刘小样》播出后，很多观众表示，在刘小样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妈妈、姥姥、奶奶的影子。她们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对感情、生活的困惑却总有相似。

　　现实不停赋予个体标签和价值，职场女性、全职妈妈、成功女人、农村媳妇……她们不停地被定义、被解构、被描述，可拿掉这些标签之后呢，她们是谁？

　　离开电视台之后，她受邀参与了一部舞台剧的演出，和多年前进入《半边天》节目组一样，这次她选择加入的理由仍是觉得“挺好玩的”。

　　第一次读到余秀华的诗时，她的内心就有一股冲动，“如果这是在《半边天》，我一定现在就冲过去找她”；后来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这样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儿”。

　　前段时间，张越读完了杨本芬老人的书籍——这位年逾80岁的老人用极为质朴语言，描写了中国农村100年间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运沉浮，她倍感震撼。

　　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家中重男轻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视。看过《我叫刘小样》之后，女孩便决心要好好读书，就像刘小样说的那样，以后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终于做到了。

　　那次采访结束后，张越和刘小样始终保持着联系，期间她也曾邀请刘小样到北京参加节目，但大家也只是短暂重逢，而后又归回各自的生活。

　　2020年，一位记者再次来到陕西，找到了已经“消失”10年的刘小样，并看到了《我叫刘小样》之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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