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国之际，李师师的真实命运究竟怎样

一、宋代男性以簪花为时尚

《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日本宋史学者佐竹靖彦注意到蔡庆簪花的现象，但他认为，在宋代，“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刽子手在其鬓发上插上一朵花以为其送行，蔡庆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的”，故而“一枝花”的绰号比他哥哥蔡福的“铁臂膊”更可怕。

但从前引小说里交代蔡庆绰号来历时，只说他“生来爱带一枝花”，则佐竹的论点虽可以聊备一说，但似乎过于穿凿。至于为死囚犯在处决前簪戴纸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发饰习俗的人性化举动，就像给死刑犯送上断头饭、永别酒那样，是让他享有做人最后的权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规则。

之所以如此解释，关键还是因为，在唐宋两代，簪花并不只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有权染指的。

图：明代陈洪绶《水浒叶子》中簪一枝花的柴进

宋代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

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到幞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

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花，分为三品：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恭谢、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一般官员雅集，也有簪花的风习。

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另据王观说，扬州也不论贵贱“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与观赏鲜花，于是，就引发了诱人的商机。

图：辽代佚名《散乐图》，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伎乐男子也都簪花

花圃原来是作为达官贵人庄园的附庸，到了宋代，种花业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新兴农业，甚至出现了一种叫作“花户”或“园户”的种花专业户。

马塍在南宋已经成为临安城花卉种植基地，“ 都城之花皆取焉”。由于马塍一带“种花土腴无水旱”，即便“园税十倍田租平”，花户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据叶适说，这些马塍花户深知“高花何啻千金直，著价不到宜深藏”，没有好价钱是绝不出货的。而且，有的花户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户，不愁卖不出去。

不仅杭州，苏州东城与西城“所植弥望”，扬州种花的专业户也是“园舍相望”，就连陈州（今河南淮阳）的园户也是“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与此同时，都市卖花业也红火了起来。除两宋都城外，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其喧闹程度以至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扬州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芍药的身价有时比洛阳牡丹还昂贵。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以海棠花为胜。洛阳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开时开张。在宋代都市，卖花人也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卖花声成为一首悠远的协奏曲。

簪戴鲜花固然时髦，但一来有时令限制，二来花销不菲，因而仿制生花就开始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