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图书馆的一生情缘

当今学界对卢作孚的定位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也许鲜有人知道他和他的事业与图书馆有着何等深切的关系。

卢作孚（1893.4-1952.2）

与图书馆相伴终生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四川合川一个清贫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 15岁从合川步行到成都，在合川会馆免费食宿，先是参加补习班，半年后转为自学。由于家境困难，他都是到图书馆借书看。

卢作孚18岁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又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的血腥镇压，对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深感失望。1914年他21岁时便借了20元旅费到上海寻找强国富民之路，前后住了将近一年时间，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他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书店，阅读了不少关于实验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罗素、杜威等等学者的著作。

去商务印书馆蹭书看时，被当时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黄警顽先生发现，他将卢作孚介绍给了黄炎培先生，从而促成了黄炎培先生和卢作孚之间长达近40年的忘年交友谊和亲密合作。也正是在上海图书馆和书店的学习以及黄炎培带领他参观了不少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使卢作孚初步奠定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

在繁忙的工作中，在舟车劳顿之时，卢作孚都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比如1930年6月，他率队去东北考察，在火车上也是“俯首读书，仰首看风景”，“交换着读东北问题的各种书籍，并读侯鸿鉴的《环球旅行记》。”在那次旅途中还读了《东北问题》一书。

1931年9月，为考察重庆上游航业，卢作孚带领一行人从重庆乘船赴成都。“船上无事，偷闲读书。书为《满铁外交论》，是说明日本外交以满铁为中心，是认为日本之于满铁交通不仅有满铁富源的问题，更有世界经济、世界政策的意义。因其路线是经过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一直交通到欧洲的，其交通的关系是在全世界上的。”接着又读了一本《战后欧洲十年史》：“惊叹几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有办法，能领导着其全国人，在现代的世界中找到办法，使其国家及国家的地位在几年中全变。”次日在船上又看了《世界工业状况》。

卢作孚自幼喜爱数学，在成都自学时，他学完了全部中文版的数学书。为了读英文版的数学书又开始自学英语。抗战爆发后虽然工作更忙，为了解世界局势，他仍坚持看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国和苏联大使馆的新闻简报等。到抗战胜利不久，他已经读完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厚厚两卷和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全卷。

卢作孚一生清廉俭朴，梁漱溟先生说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与古之贤哲媲美。”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要么是租借，要么是公司宿舍，因此常需搬家，而且住房都不宽敞，家里也就无法安置足够多的书柜，更不用说书房，所以他一生所读的书，基本上都是从图书馆借阅的。

卢作孚倚靠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优秀著作，使他的事业刚一起步，就与中国和世界的先进思潮接轨。《卢作孚文集》和文集增订本主编、经济学教授凌耀伦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强国富民的理想概括起来就是：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根据世界的最高纪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开展以产业、交通、文化、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卢作孚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大阻力就是中国的宗法式家族制度，“中国人只有两重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