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山渐青晋尚韵”与“ 宋尚意”比较

北宋九帝，个个都是书画高手，对书法艺术多给予支持。特别是徽时期，达到最盛，设有书艺所，“欲教习法书，告命使能者书之，不愧前代”。可谓良苦用心。《宋史·选举志》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宋代书艺所的书法教学优于以前，宋代教学内容亦相当丰富，蔡京、蔡卞、米芾均在书艺所供过职，这也刺激文人对书法的学习。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宋代的各级教育都着重书法。刻帖与教育想结合，比之魏晋，书习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笔法也丰富得多。

晋代以前，笔法传授是个十分机密的事，绝不轻易传人。传说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苦求不与，韦诞死后盗其墓才得到。宋翼从钟繇处得笔法也是如此。王羲之在书法上两个重要的老师，一个是他的姨母卫夫人，一个是他的叔父王庾，均属于家族传承。后来王羲之在给其子王献之《笔势论》时说：“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此之笔记，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书）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称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晋代，书法大家多集中在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这种家族性的现象亦和书法秘授相关。王、谢、郗、庾四家，虽各传笔法于自家后代，但就取法而言，皆学钟繇和卫夫人。在，晋代设立书博士，然其教授的内容仅限于以繇、胡昭为法。正如《晋书·荀传》载：“领秘书监，立书学博士，置子弟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晋代书法无论如何也逃不出钟繇、胡昭、卫夫人的圈子。取法的单一，自然容易造成近亲繁殖，故晋代书法面貌基本雷同。

· 2016-03-25 16:56

清人梁巘在其《评书帖》中以“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以上各个历史时期的书法风貌和审美追求做了简洁明了的概括。自此以后，书法界大都认同并沿袭了这种说法。但这种总结显然是模糊的，特别是晋“韵”和宋“意”易混淆而容易使人的认识失之于片面。“晋尚韵”和“宋尚意”到底存在那些区别和联系？本文试图从时代背景、书法美学思想，笔法的传承以及整体风格特征等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如果说魏晋和宋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晋代和宋代的书风差异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指导。那么，笔法的传授相异则为晋、宋书法风格的不同产生形而下的技法意义，二者结合，便是晋书整体风格的趋同性与宋书风格的多样化的主要原因。

《杂诗帖》(选页) 纸本 26.3×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帖学大行，在笔法上也打破了晋代的单一局面，这表现为刻帖的流行和书法教育的兴盛。宋太祖极重文士，亦好点染翰墨。太即位后，于淳化三年，命侍学学士王著选择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摹刻在枣木板上，辑成《淳化阁帖》赐与近臣，由《淳化阁帖》始，刻帖蔚然成风，重辑、翻摹者甚众，形成了多种版本。随后出现了《大观帖》，《修内司帖》，《潭帖》，《绛帖》，《二王府帖》，《泉州帖》，《鼎帖》，《戏鱼堂帖》，《绍兴兰帖》等数十种。

宋代书法重个性与宋朝文人的建立休戚相关。从宋太祖起，就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宋史·记事本末》云：“帝即位，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化，或以遥领它职，皆以文臣代之。”用文臣执政，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文人地位的提高为文人的个性发挥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北宋政局混乱，朋党轧轹使得禅在士大夫之间流行，被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等夙通禅学，也促成尚意书风的形成。禅与书法，都十分强调“心”的重要作用。禅认为只要“顿悟”，就会“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而宋代书法“尚意”正是强调内心的表露、个性的张扬。禅又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以及“明心见性”，反映在书法上，就是“书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这种禅的思想突破前人的规矩，强调创新，我们能从苏、黄的书论中知道大概。黄庭坚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苏轼诗云：“书出无意于佳乃佳……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抒发意气，张扬个性，即成了宋代书法的时代特征。

玄学从老庄哲学发展而来，“道法自然”是老庄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其思想影响下，魏晋士人纵游山水，以琴诗自乐，试图远离，纵情于自然。这种思想影响了整个文艺领域，书法自不例外。我们可以从魏晋的书论中略知大概。东晋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自然比喻各个笔画，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道妙矣，书道毕矣。”王羲之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浑元之理。七宝齐贵，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卫夫人和王羲之书论中所说的“道”与老庄的“道”是相一致的，的“道法自然”是艺术应自然规律，自然而然的表达客观，着重主观符合客观，回归天然。于是，虞肩吾在《书品》中评价曰：“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看来天然是衡量书法的主要标准。

综观魏晋书法，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其中风格差异较大的书法作品几乎很难找到。整个魏晋书法，可以用流丽娟秀、清朗俊逸来概括，即使有突出者，它给我们的印象也是大同小异。宋代书法风格多样，是不争的事实。单看被称为宋四家的“苏、黄、米、蔡”的书法墨迹，就会一目了然。故马霍评宋四家书曰：“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姿，米胜在韵。”马霍的评价是公允的。蔡襄书出于颜真卿，似乎继承有余，创新不足，但其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除了蔡襄之外，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个人风格都是相当突出的。

刻帖的出现一方面给大多数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法帖参考，另一方面，由于不断翻刻，失真比较严重，书习者面对失真的法帖，找不到用笔的来龙去脉。面对这样琳琅满目的古代法帖，书习者不得不去探索用笔的技巧和奥秘，反而刺激了笔法的多样化，为艺术的多样化提供了技法支持。《海岳名言》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这一段话足以说明当时笔法的多彩多姿。宋代书家执笔也是各具风貌，各有特色。东坡多卧笔，以手抵案，使腕不动，难怪当时是大夫说苏轼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行笔快慢有度，富有节奏感。米芾笔毫平铺，运笔急速，“刷字”比喻实在恰当。

汉末董卓之乱，使摇摇欲坠的汉帝国终于分崩，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和割据打破了和思想的一元，以独尊的文化模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局面，再加上社会极端，士族集团之间互相屠戮，使士大夫知识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于是乎，玄学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