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重要？浅谈春节民俗的心理学意义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成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神福们来享用……”

　　鲁迅先生所处的旧时代，过年的传统习俗一层又一层地累加，细致而繁琐，每一件现如今看起来都充满了仪式感：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对联；三十晚上熬一宿；正月初一上街扭一扭……

　　人类学者Monica Hunter Wilson认为：仪式能够在最深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

　　春节的一系列习俗活动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心理功能，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得以实现，而且仪式也使节日的意义，更加形象化、具体化。

　　尤其是彼此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以及相互鼓励的温暖氛围，能满足我们内心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

　　在全家热闹欢腾的团聚气氛中，既体现了父慈子孝、敬老爱幼、全家和睦的精神面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家庭和睦的意识。

　　这就使世代相传的春节演变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节日，成了中国人寻根追源、重温亲情和表达情感的时间，甚至升华为中国人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

　　依照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观点，延续至今的春节传统文化使得集体无意识内化为中国人的本能，促使我们春节回家团聚；

　　而依照跨文化心理学的观点，已经深深融入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集体主义情结也驱使我们过节要回到家人身边，因为与家人在一起时的充实感和愉悦感是难以言表的。

　　另外，在家族成员共同祭祖的过程中，既增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内心认同感，也加深了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结；

　　之后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彼此登门拜年，既和睦了邻里关系并拉近了亲人情义，也能够消除曾经历过的隔离感、孤独感和自卑感等不良体验，甚至获得尊重的需要。

　　由此可知，春节既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也是我们情感需求得以满足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一家人怀着敬畏心理祭拜了祖先神灵，向祖先表达了感恩的同时祈求能继续庇护家人。而借助特定的时间举行的特定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既尽了晚辈的孝心，也重新建立起后代和祖先之间连绵不断的联系，并强化了宗族和家族成员对家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因此，春节期间的系列祭祀活动，既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敬祖尽孝的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中国人“不忘根、不忘本”的民族特质，从而确保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香火绵延不断。

　　民众的求吉祈愿心理，是一种古已有之且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俗心理现象。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趋利避害心理”——人们在说话、做事时趋向于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语、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另外，除夕夜被古人看作一年中阴气最重、阳气最衰的时候，所以，这一天尤其需要“辟阴”；而所采取的贴春联/年画、放鞭炮、给压岁钱等习俗活动，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欢乐吉庆、平安和顺的追求和趋利避害的心理。

　　由此就不难理解：深受“福、祸”二元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注重在岁时转换的关键节点进行求吉避凶。

　　一方面通过主动举行各种仪式性的祈求行为和祝福活动，希望新的一年有个好的开端、好的结果，并积极去做有好预兆的事；另一方面，积极避凶，既规避不好的事物，也约束自身言行，通过不说、不触、不吃等诸多禁忌将引发凶祝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从而满足并实现“趋利避害、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心理学认为，心理暗示作为一种社会影响的形式，主要是采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文字或自然景观等手段使人不自觉地接受某种观点、信念、态度或行为模式的影响，从而使受暗示人在心理或行为上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特点是无须实施者说理论证，而只是信念的直接移植，就可以对人的心灵发挥潜移默化、持久不衰的作用；或者通过使人感到突然、新奇，继而逐渐发现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受到启发后激起情感和心灵的共鸣，从而引发某些心理状态或意味无穷的乐趣。

　　综观春节的传说和习俗活动，都充满了积极的心理暗示：如民众通过编造“年”兽的出现和消失这样的幻想故事，把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想象成可以通过爆竹、旺火或红色等仪式来控制并安慰自己，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满足以及对来年生活的憧憬；

　　故事发生的背景被设定在冬春交际、农民新的一轮播种即将开始之时，犹如认为来年自己也可以控制或战胜自然灾害，获得一个好的收成，所以赋予新的年岁从春意盎然中开始。

　　另外，民众通过洗澡、扫尘等期待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通过贴春联、放鞭炮等期待新的一年红红火火、顺顺利利；通过祭祖和相互拜年等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由此可见，春节习俗活动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喜庆色彩，特别是通过调动想全国人民的热情时，它的暗示效应也就被无限放大了，从而使它变成了一种“群体性期待或积极暗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给了人们莫大的压力，紧张的精神、焦虑的身体都需要有个归宿能休养生息；而春节回家就成为人们“自我疗伤”的民族信仰。

　　由于春节在维系家族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中曾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受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文化影响，中国人特别在意提供了亲情交流契机的春节。

　　而那些常年飘荡在外的人，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回到殷切思念和期盼的亲人身边，归零社会角色，卸掉身上压力，可以让浮躁或烦躁的心得以宁静或放松，尤其是家乡原生态的山水人文环境和亲人朋友亲切关爱的“话疗”，十分有利于心理健康。

　　而通过默默祈祷和祭拜祖先，人们既完成了自己的倾诉，释放了内心对现实的不满，也追念了祖先的恩德和贡献，同时希望继续得到祖先的庇佑，关键是使精神也获得了抚慰。

　　因此，春节有利于我们排解或摆脱曾经遭受过的心灵伤痛或困扰，缓解压力——甚至起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春节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突出心理功能的特殊节日。虽然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春节习俗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外在形式如何改变，充满温馨情义的以人为中心的部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