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人类学拓宽传播研究视野

　　媒介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全方位影响，媒体不再是单纯的“内容生产机构”，而是以新的传播关系改变着各种社会关系。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尝试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不同的媒介文化现象中进行探讨。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的媒介人类学，旨在研究人们如何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以及围绕媒体社会实践做出文化阐释。这一研究给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启发。

　　媒介人类学在我国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信茹介绍，过去的媒介人类学研究较多集中在传统社区和单一社区，较多关注传统媒介形态和某些固定文化模式。近年来，在方法、案例和理论挖掘等方面，媒介人类学有不少研究成果和突破。

　　“早期人类学研究中更多将媒介看作一个工具。发展至今，媒介人类学成为一个处于学科交叉地带的研究领域。”孙信茹告诉记者，媒介人类学是对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以及围绕媒体展开的社会实践的文化阐释。研究者需要通过对技术使用者和媒介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关注，描绘出技术嵌入社会系统的过程。这就带来了媒介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采用民族志式的、语境化的方式进入特定场景，深描研究过程，从中提炼研究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学界围绕媒介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较多探讨。美国传播学研究者艾瑞克·罗森布勒认为，媒体（介）人类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媒介研究中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另一类是人类学对媒介的研究。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建斌表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但无论是聚焦于哪个环节的研究，都要考虑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场域。同时，当下很多与媒介相关实践的“去地域化”趋势日益凸显，因此还需考虑地理空间方面的因素。

　　人类社会是一个以文化交流印记为表征的社会，人类学与媒介学的学科间性具有某种天然的关联。当前，数字文明和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媒介人类学以全新的研究视野和时空逻辑，使经典传播学和媒介人类学均面临新旧媒介交替环境下研究范式转化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卫东表示，以数字技术文明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学，为媒介人类学关注的媒体与社会文化的物理空间注入了网络虚拟空间和人工智能空间等新内容，丰富了媒介人类学中新媒体文化的研究视野。建立在技术文化基础上的人工智能技术文化，将成为新的文化研究热点，人机结合会成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既往新闻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把受众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抽离，忽略了对所谓“受众”媒体使用的具体实践的分析。在郭建斌看来，媒介人类学对于新闻传播学的最大启发在于，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人们与媒介相关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沉浸式”研究。这是对传媒的民族志研究，是对文化差异进行精致的分析。他表示，媒介人类学是一种批判性理论建构。媒介人类学研究，与人类学中的文化批评转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人类学视角最重要的是主位视角，即研究者要进入到事件和过程中，深度介入，站在主位的角度进行观察，以及让媒体结构中的相关主体自己进行表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辑室副主任沙垚表示，人类学视角会帮助传播学研究告别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媒体考察。比如，能够深入到机构内部的社会关系之中，甚至关注到个体人际关系的偏向，并分析其原因。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是其他自上而下或“眼光向下”的视角所难以做到的。谈及当代媒介人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沙垚认为，由于将人类学更多理解为一种操作性的方法，对人类学内在的范式更新演变关注不够且缺乏借鉴，使得媒介人类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不足。

　　孙信茹认为，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影响下，人们围绕互联网和新技术展开的实践活动更为复杂，所涌现出的新的文化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的网络社群更为多元。人与媒介之间的相互建构和嵌入，媒介所开创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新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实践和经验等，都是未来媒介人类学可开拓和发掘的研究范畴。

　　如何对这些新的技术和文化形态作出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孙信茹看来，媒介人类学要以一种贴近现实的“姿态”进入经验事实的内部，厘清新技术和人相互交织的关系，嵌入特定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理解群体日常生活并建构意义的过程，做好新的进入“田野”的准备。

　　媒介人类学研究尚处于边缘地带，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而复杂的社会图景，具有某种“范式”转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