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场 行超：年龄、历史、时代：关于青年写作的几个问题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青年”问题在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问题，而更指向一种精神性，甚至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大约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文学界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事实上并未收获真正具有共识性的结论，甚至关于“青年写作”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都不明晰，许多讨论因为彼此的关注对象并不相同，最终只能沦为缺乏沟通可能性的自说自话，青年写作也逐渐成为文学界一个看似重要，实则并不新鲜，甚至有些乏善可陈的话题。

　　另一方面，对于青年写作关注度与认知度的错位，恰恰显示了人们对其的关切、期待与不满足，因此，青年写作是什么与我们需要怎样的青年写作，构成了这一问题的两大核心。本文试图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厘清一些最基本的、却很难绕过的概念，也希望能为之后的讨论扫清一些障碍。

　　青年写作是什么，或者，谁是青年？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但就我的观察，文学界对于青年作家的命名方式不一而足，其中最简便也最通行的是以十年为一个代际，如“80后”“90后”“00后”，此外还有“Y世代”“Z世代”等说法。“×0后”的命名肇始于世纪之交，1998年，《作家》杂志曾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第一次整体关注和呈现了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70后”一代及其创作；新世纪初，“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写作者，一段时间内，离经叛道的“80后”受到文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关注，此后，“90后”“00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代称。虽然这种命名的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但是，为了言说的便利，我们暂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所开设的青年写作小辑或专栏中，作家的主体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青春》等致力于发现新锐的期刊，多侧重于更年轻的“90后”“00后”，但似乎都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李壮、何平在《小说评论》主持的“青年作家评论小辑”中，将研究对象缩小为1988—1994年出生的作者，并在开栏语中解释了这一选择：“1988年及之后几年出生的这批人，恰恰是在‘千禧年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换言之，‘千禧年经验’是他们的经验底色，‘新世纪世界’是他们的世界底本。相比于前辈作家，世界和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尚未发生过特别巨大的断裂或翻转，‘当初’亦是‘当下’、人生常如初见。他们的生命经验从一开始便被嵌入到21世纪全新的‘超稳定结构’之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迫切需要面对并言说的许多新主题、新关系、新经验，他们生而熟知、并因此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当然记得“千禧年”曾经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记忆——歌手朴树有一张著名的专辑《我去2000年》，里面有一首歌，歌词我至今记得：“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这无疑表现出当时大众面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与新世纪时，那种狂欢般的集体情绪，但是，在我看来，千禧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来说并不存在“划时代”的意义，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拐点，或许应该追溯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

　　正是因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迎来了历史性的大变革，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现代性发展的快速道。具体来看，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巨大争议，这一时期的调整重心是拨乱反正，现代主义、人道主义等的传播是与其争议性同时进行的；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成为真正难以取代的新的时代主流。自此之后，无论是千禧年还是新世纪，事实上都是某种1990年代延长线式的存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在时代与历史背景、个人生活经验，还是在整个社会的观念、价值、审美等方面，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真正区别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界标，应该是1990年代。与此同时，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出生年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重要：一个初生的婴儿懂得些什么呢？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一个人甚至都难以保留个体记忆。相比出生年份，更加重要、会实质性地影响到生命底色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年份、是他或她‘开眼看世界’进而三观成型的年份”，而“在心理学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中，12岁具有分界线]借助这一视角，如果以1992年为坐标进行划分，我的判断是，以此倒推12年至1980年，之前是一代人，而之后是另一代人，也就是说，当下我们俗称的“80后”“90后”“00后”，大致可以算作“青年作家”。

　　之所以耗费如此篇幅去解释“青年作家”的身份及其概念问题，一是为了选取对象和行文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只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区别，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青年写作所呈现的变化与其中的新质。正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时代现实的巨大转变，造成了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根本性差别，因此，才有可能存在现实意义上的“青年写作”。也正是在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对比中，我们再次确认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三大转变，即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1990年代，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冲击之下，纯文学遭到冷遇，“失却轰动效应”成为难以逆转的宿命，1980年代曾经一度站在整个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边缘化。早在1992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一代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学正面对着一片“旷野上的废墟”，人文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在这个时候受到了严重挑战。如今看来，1990年代一系列的新兴文化现象，如商业炒作、作家版税、手稿拍卖、文人下海、文学作品影视化，等等，这些当时备受争议的事件，我们现在早就习以为常。诚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境地”[3]，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作家，正是成长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乃至景观社会的现实中，《小时代》式的物质符号的堆叠仅仅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曾经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话语、精神理想以及道德美学等等，都在这一现实中遭到消解、解构，关注物质的、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也由此成为青年写作的共同起点。

　　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转型，更是一种社会学领域的整体性转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中国传统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被彻底颠覆，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并且进一步彼此隔阂。在城市内部，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城市居民也逐渐分化为多种职业、多种身份乃至多种阶层。以我个人为例，因为成长过程缺乏切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因此，对乡土文学乃至乡土世界的理解始终非常有限，这也构成了自己知识体系与审美体系的一大匮乏。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更年轻的“90后”“00后”作家，他们当中具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人必然越来越少，而真正生长在乡土社会的青年，在二元结构的裂痕中究竟还能保留多少话语空间？袁凌曾在非虚构《寂静的孩子》中记载了边远山区孩童们的生存处境，这里的“寂静”不仅概括了他们鲜为人知的童年，更预示着他们成年后的某种宿命。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有着那样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但在青年作家内部，城市文学和城镇文学在数量、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乡土文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青年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外出者的立场，对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表达追念，类似于前现代的怀乡写作；二是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对乡土生活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进行反思，具有比较明确的批判意识。前辈作家笔下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传统而美好的人伦纲常、情感关系等，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基本销声匿迹，他们大多对于城市生活、城市审美更加认同，青年作家魏思孝的小说《王能好》中，主人公王能好之所以成为乡土社会的“边缘人”，恰恰是因为其精神追求突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界限。以此为代表，在大多数青年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伦理、审美等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改造中，正在以新的形式、新的内涵而延续，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新移民文学……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审美趣味、价值立场等，事实上已经是充分现代化、城市化了的——这也是今天乡土文学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

　　此外，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更是改变了一代人。1970年代以及更早出生的中国作家，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派、先锋小说等，是他们主要的思想与文化资源；而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港台电影、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到西方文学、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再到信息化时代几乎同步传播的全球流行文化，等等，作为一种生活，也作为一种知识背景，深刻地嵌入他们的个体生命之中。在三三、蒋在、陈各等青年作家笔下，国际视野、海外生活经验等，极其自然又极其突出地融入其写作之中。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与价值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伦理结构等，比如，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方社会以“集团生活”为核心不同，中国则是“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4]，这一特征在全球化的现实中正在发生动摇，相比于传统中国尤其是乡土“熟人社会”的种种规则，青年一代在家庭、宗族等传统关系中显得更加疏离，他们显然更信赖现代技术以及现代社会的规则、法治等。成长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中，青年作家对平等、自由等普遍价值具有天然认同，这也构成了他们与前辈作家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别——当然，这其中的潜在问题以及后殖民的风险等，是另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青年写作中“历史感”的缺失，一直是备受批评家关注和忧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同样延续自1990年代，宏大叙事式微，历史视野、集体主义、家族情怀，逐渐被个体性、日常性、抒情性所代替。这种以日常生活与个体生活为核心的审美价值，标志了当代文学“向内转”的发展趋势。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笔下，关注琐碎的日常经验、自我的精神世界以及幽微的人性深处，成为他们写作的共同诉求。王德威曾将历史比作“怪兽”，仿佛正是应了这一隐喻，在青年作家笔下，历史是一面隐形的镜子，甚至只是缺席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历史，既标志着一个人如何理解自我，也显示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学素有“史传”的传统，从古代的“二十四史”到当代作家对于历史的持久的言说热情，都可以看出，在我们民族的认知与价值体系中，历史是崇高、神圣乃至不可置疑的——所谓“信史”即是如此。然而，正如克罗齐所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当代文学中，从历史题材到新历史主义，即便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作家总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讲述历史的不同方式及其所存在的差异，折射出的正是时代精神的变迁。汪晖曾经发现，90年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去化的”，即用一种非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通过将新的、性的安排置于“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5]在试图描述青年作家笔下的历史和历史观时，我想借用这一概念，将之概括为“去历史化的历史”——在青年作家笔下，历史问题看似是失踪的，但这恰恰形成了另一种新的历史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作家与他们的前辈发生了断裂。

　　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轻装前行”“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人们在面对历史问题时共同期待的一种姿态。无论是新历史小说对宏大历史的解构，还是个人主义视野下的家族历史叙事，1990年代之后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暧昧。成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传统中，青年作家们看取历史的方式、立场及面对历史的态度，显然与前辈作家大相径庭。曾深刻影响了上一代的战争、、饥饿、苦难，在青年一代的人生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出生、成长在一个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时代，历史沉重与残酷的一面在他们生命中被搁置了，因此，一种历史的“悬浮感”出现在许多青年作家笔下。也正是这种集体“去历史化”的姿态，构成了青年作家写作中历史缺席的问题，很多作家依旧延续着青春文学的叙事方式，个体成长经验、内心的孤独、逃离现实的冲动……这些并不新鲜的话题，在他们笔下以各种形式反复上演。当然，有的作家非常聪明，他们敏锐感知到批评家、前辈作家们所期待的历史是什么，也极为聪明地迎合了这种期待，他们也写、写历史创伤，写父辈乃至祖辈的故事，但这样的写作大多是以历史后来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审判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缺乏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与基本共情，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不免失之真诚。

　　在这样的两难中，如何讲述历史，以及讲述什么样的历史，的确是摆在青年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韩少功在小说《马桥词典》中曾写到的一个细节。小说中被平反做了教师的光复总是以饥饿、战争、坐牢等往事教育自己的儿子，终于有一天，儿子发起了反击，骂道：“老！老土匪！你这个老反！动不动就打人，算什么教师？”由此，韩少功发现：“时间不是文物，他与儿子也没有共享的统一时间。政府还他父亲清白的一九四八年，并没有同时配给他的儿子。这位少年刚才狠狠踢了木炭一脚，显示出他对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往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他内心中深重的一九四八，在儿子内心中必须具有同样的规格与分量，不可微缩，不可流散，更不可虚无。他没有料到，对儿子来说，一九四八几乎就是清代、唐代、汉代，遥远得一塌糊涂，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6]韩少功对历史的解读，为我们理解青年作家写作中的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说到底，文学界所期待的历史感、历史叙事，依然还是属于父一辈的“大历史”，尽管199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新的解读历史的方式，但是，其所面对的作为对象的历史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青年作家笔下，无论个体经验还是家族记忆，他们所亲历的“当下”，在历史长河中，不失为一种新的历史，是属于21世纪的、看似平凡琐碎，却也包含着新的意义的历史。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创造属于青年一代的新的历史。

　　批评界所期待的小说中的历史感、现实感，大多倾向于传统“正面强攻”的呈现方式，而青年作家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时，采取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路径、另一种态度，他们并非漠视历史，而是更关心其中“个体”的命运与内心。周嘉宁的写作尤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创造。从《基本美》到《浪的景观》，周嘉宁以文字勘探着“21世纪的文字考古”，她所关注的“历史”大多是21世纪的青年生活史，并以此探索全球化语境下城市青年的精神面貌。周嘉宁笔下的历史包括世纪末的电台、香港回归，还有新世纪的非典、北京申奥……在她笔下，历史是一面巨大的幕布，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人们，他们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是以这块幕布为背景的。与此同时，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在无意中成为了历史的注脚，作为历史洪流中一个个微小的节点，他们的意义，必须无限聚焦、无限放大，才有可能得到呈现。

　　与之类似，2015年以来，以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引起文坛关注，三位作家都出生于1980年代，成长在曾经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他们早期的创作，从时间背景和地理背景上看，都与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平原上的摩西》到《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等，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汹涌澎湃的国企改革潮流化作时间的刻刀，深切而沉默地雕刻着他笔下人物的命运。《飞行家》中，双雪涛写到：“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俩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打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7]在青年作家笔下，曾经的历史风暴最终落实为其中每个个体所经历的巨大的幻灭——这正是青年作家面对历史的方式：他们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历史时间和事件，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改变或被改变了什么。

　　“90后”作家陈春成的小说《音乐家》中， 20世纪中期的苏联音乐家们只能在想象中进行演奏。在小说中，陈春成并不意图描述那段特殊的历史，但是，主人公古廖夫因“联觉”能力而被征用为音乐审查官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不得已而隐藏自己的音乐才华，最后只能在幻想中进行演奏，等等，这些围绕人物命运而展开的小说细节，生动折射出当时苏联社会重要的历史现实。小说《竹峰寺》中写到僧人们藏匿石碑的举动，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在我们看来，知道那场浩劫只有十年，忍忍就过去了。在他们，也许觉得会是永远，眼下种种疯狂将成为常态。”[8]看似简单的一笔，却透露出作者立足个体、回到历史现场的反思精神。对于这些青年作家而言，让宏大的历史与具体的个人重新血肉相连，既是他们看取历史的基本立场，也是他们天然的美学追求——这样的历史观，正是我所认为的“去历史化的历史”。

　　历史感与现实感通常是一体两面的，在青年写作中，与历史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如何理解时代、书写现实的问题。如上所述，许多青年作家的写作始终围绕着个体生活、个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现实与时代背景总是被淡化的。然而，从80年代的“潘晓讨论”“蛇口风波”开始，当代中国的青年问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与其中所隐含的种种疑难。今天我们回望各个时期的青年写作会发现，那些在特定时代成为某种潮流的青年写作，常常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与主要矛盾。在今天，青年写作与当代文学的现实一样，正在逐渐走向多样化、碎片化，我们越来越难以在其中找到一条主流，青年群体内部的共识正在溃散乃至消逝，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具体的、各不相同的现实问题，而这正是今天青年写作最明显的时代性。

　　我曾经在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写作中发现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分化：“我想，同样作为‘80后’，我与索南才让之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代表存在于我们这代人之间的某种断裂。一面是安稳平静的都市生活，以及在完整的教育体系中成长并随之塑造形成的理性主义；另一面是粗粝真实的自然世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主义。”在当今的青年作家笔下，我们见惯了细腻的笔法、敏锐的感受、日臻完善的写作技巧，但同时，这些作品的“内核”却常常是空心的，索南才让几乎就是这种写作的反面，他的小说《荒原上》《巡山队》等充满了粗糙的、近乎原始的力量感。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索南才让生活在身处都市的我们不曾经历、甚至想象不到的现实之中，他的草原与我们脑海中浪漫主义的诗性想象完全不同，是结结实实的酷暑、寒风，甚至随时都会出现的生命威胁。虽然同处一个时代，青年作家各自的境遇千差万别，多样性、不确定性与趋向分化是我们今天时刻面对的新常态，也是因此，青年写作中的时代感与其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常常是随着现实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

　　许多作家在青年时期都书写过一种日复一日、漫无目的的个体生存状态，从90年代的“新状态文学”到前几年不少青年作家笔下的“失败青年”，都是类似情绪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表达。这或许也代表着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青年人的心理症结：在一个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的现实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如何释放自己的焦虑、明确生活的意义，一直是困扰着一代代年轻人的关键问题。2015年前后，我们在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马小淘的《章某某》、胡迁的《大裂》等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一批“失败青年”，这一形象与新状态文学中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相似，他们同样精神颓废、意志消沉、浑浑噩噩。然而不同的是，新状态文学出现于一个刚刚获得解放的时代，因此，年轻人的“随波逐流”，大多是顺应，是荷尔蒙与力比多的宣泄；而新世纪的“失败青年”更与一种社会身份——“底层”——相联系。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业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甚至固化的阶层。在这样的时代现实中，青年人的“失败感”更多与自我的身份认同有关。在今天，知识改变命运或劳动成就人生，都不得不让位于出身和血统，青年一代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不如得过且过地颓着、“丧”着，一种放弃抵抗、随波逐流的“丧”文化随之在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文珍的小说《寄居蟹》描述了不久前引起网络热议的“三和大神”的生活。小说中以军军为代表的一群年轻打工者，他们再也不像曾经的底层青年孙少平那样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他们懒惰、挑剔、不务正业，甚至需要“寄居”方可生存。小说最后，失手杀人的阿水在局坦承：“我不想杀人的。就是上班太烦，下班打通宵游戏脑子有点木，又喝多了点啤酒，一下子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小说中的年轻人在颓靡空虚的生活状态中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然而，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丧”文化中的“快乐”其实是一种“压抑性反升华”[9]，它不是快乐原则的产物，而是现实原则侵占到精神领域的表现。因此，“丧”文化看似是追求自由的青年亚文化，实则不过是被压抑者的虚假的自由。与之类似，近几年，更年轻的作家笔下出现了一种“佛”文化。这里所说的“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思想，而是更多指向大众文化领域中去化的、“佛系”的人生态度——这是弥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中的集体情绪。以“90后”为代表，青年作家不再追求生猛酷烈、桀骜不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向往的是一种冲淡、平和、蕴藉的诗意和美学，他们的小说极力弱化冲突，他们作品所传达的个人态度也更为含蓄、内敛。

　　尽管我们可以快速辨认这些青年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是，所谓的“丧”“佛”或“躺平”，其实都是青年人试图突破时代与现实的精神对策。不过，正如前文所说，潮流迅速更迭，青年写作如果仅仅是呈现一种时代现实，很快就会面临速朽的危险。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在自我的身上克服一个时代”。如何在写作中“克服”时代，突破当下的生活现实对于自身的影响与局限，进而提供一种更加深入的、能够持久的价值，这个问题对青年作家构成了巨大挑战。

　　近年来，一种侧重于梦境、幻想乃至科幻的写作正在悄然兴起，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建构起一个看似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奇异时空，然而正是这样无限接近于无的虚构之物，折射出我们当下时代重要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写作甚至比表象化、简单化了的现实主义更具有一种现实感。青年作家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正是其代表，19世纪初的清朝，巨蛙诞生，自珠江边上的广州城顺流而下，途径蚝镜（澳门）、游增（欧陆帝国），一路吞食万物，得到数种身份。小说中的巨蛙存在于时空交汇处、虚实相称间，世间万物均在巨蛙眼前流转、变迁或消失不见。在这里，“巨蛙”不仅是林棹观照历史与时代的方，更代表着一种属于青年一代的全新的世界观：自文艺复兴提出“大写的人”以来，人类中心主义长久地统治着世界，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逐渐颠覆这一认知，我们开始探索发现，在地球之外、在人类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力量，已有不少人预测，“去中心化”的、开放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是未来世界的趋势之一。青年作家的科幻小说很少塑造一个单一的、绝对的主人公，在《宛转环》《涂色世界》等小说中，慕明笔下的人物仿佛各自占有一个星球，却在宇宙的意义上彼此相连。多重视角的观察、思考，去中心的人物设置，让这样的小说具有一种开放的气象，如同其所说，在这个时代，不仅“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甚至连“人”本身也变得模棱两可。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自我？或许只有通过“他者”，站在“巨蛙”的角度、宇宙的立场才有可能进行辨认。

　　相比于前辈作家所热衷的追问历史、反思当下，以林棹、慕明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钟情于在现有秩序之上发现新的维度，他们将目光投向现实之外的幻想世界、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投向一切新奇而未被充分挖掘的地方。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往往涉及丰富而开阔的领域：数学、物理学、信息学、博物学、古典文学、绘画艺术……多样的知识背景、国际化的视野、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去中心化价值、游戏精神，等等，这一系列改变，来源于新的时代对青年人观念的改造，同时更来源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充分体认。1998年，当时的青年作家曾通过一份问卷，宣告了与前辈、与传统的“断裂”，然而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断裂”直到今天才刚刚形成。在当下的青年写作中，一种温和、缓慢却根深蒂固的变化、一种真正意义上全新的写作正在浮出水面。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青年”只是一种暂时的、行进中的状态，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听到一支“80后”乐队的歌，其中唱到：“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这代青年正在老去，我们所经历过的世界如今正在分崩离析，新一代更年轻的写作者们，他们所面对的是元宇宙与ChatGPT，是疫情与后疫情，是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如此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经验，然而在新一代的生命中已经是习焉不察的日常。“总有人正年轻”，时代正在孕育新的经验与新的写作，告别略显漫长的青春期，青年写作也正在走向新的阶段，如同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1][2] 李壮、何平：《备忘：自我同一性和未来千年文学起点》，《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

　　[5] 汪晖：《去化的：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47页；

　　[9]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行超，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文艺报》副编审。出版有文学评论集《言有尽时》《和光同尘》。曾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长江文艺》双年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