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廖 奔：21世纪中国文化与学术性向

　　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性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为自在阶段，鸦片战争之后延续到整个20世纪为自为阶段，21世纪为重新定位阶段，或者叫文化混融阶段。20世纪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图景体现为西方强势逐渐消解与东方弱势缓慢回升的过程，世界已经开始走出自我中心意识，重视并倡导文化多元化日益成为主流。20世纪后半叶，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使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东方崛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前提，就是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成就的直接模仿和引进。而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享有后发优势，既可以直接将自己的轨道接引到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又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文化滞后与文明世界的强烈反差所激起的民族精神，并发挥自身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势。因而，东西方文明都应该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命运和前途，以科学未来主义的眼光，建设符合人类思维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廖奔，男，中国作家协会名誉、研究员（北京 100029），主要从事戏曲研究。

　　21世纪以来，世界在急剧变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一环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按照目前放慢了的经济增长率，在5到10年内赶上美国应该是可能的。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世界局势并不稳定，到处战乱、动荡、经济下滑，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所以现在全世界争着抢着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美国先后两任总统奥巴马、特朗普都邀请习主席到私人庄园去谈共治世界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确需要认线年里，是什么原因使得积贫积弱而又经历了重大战争和十年浩劫的中国，曾经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甩在后面的中国，突然发力就追赶上来，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当然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中国受益。我们打开了国门，接受了世界的统一规则，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随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也接受了众多的时代观念，例如自由贸易、消费经济、顾客至上、公平正义、法治、保障、政府财政公开等，这些推动了今天中国的进步，我们也确实从中受益。那么，谁是受害者？特朗普说是美国，他认为美国被世界拖累了，中国抢走了美国9000万人的饭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关掉了6万家工厂，所以他希望回到过去的状态，让美国退出全球化。

　　不管美国是否愿意，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舵轮，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被全球哲学家和家重新打量的问题。为什么？都想找出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看看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怎么创造了经济奇迹，它的文化动因是什么。全世界也都想知道，中国会在什么样的观念支配下来处理未来国际间的重大问题。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视野中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时代性课题。而我们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以及我们的学术性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笼统来说，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性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之前为自在阶段，鸦片战争之后延续到整个20世纪为自为阶段，21世纪为重新定位阶段，或者叫文化混融阶段①。

　　第一阶段是自在阶段，中国文化在五千年里都是自在发展、自给自足的。中国的农耕文明起源很早，十分发达，与之相符，中国人在天文历法、水利农耕、冶炼铸造、医学纺织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而人文领域对哲学、史学、文学都有着厚重的开拓。但中国人缺乏开发自然科学的意识，周朝官学要求贵族子弟掌握“六艺”，也是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礼节、乐舞、射箭、驾车、书法、算术，其中虽然有算术，但它只是人生的基础知识。后来中国又有了四大发明，但也只是把这些发明用作制造日常奇巧玩具，例如烟火，今天全世界到处放烟火，一家赛似一家，美丽无比，也算是中国人的贡献了。此外，中国还较早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浑天仪是地心说的中国解释，用以了解天象，特别是有关帝王统治的天象；地动仪只是告诉帝王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而不能预防地震。明朝朱载堉发现了音乐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早了几十年，但欧洲随之将其用于钢琴键定音，而他的著作却躺在角落里不为人知。总之，这些都属于奇技淫巧，徒会乱人耳目，因为它不符合农耕文化的生活本质。农耕文化的一切要以淳朴本分、自给自足为中心，固守在土地上就有吃有喝，然后就有音乐、诗歌、绘画，就有桃花源式的生活，所以封建时代长期重农抑商、重本贱技。尤其在科举时代后期，学术的性向只是为科举服务，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诗赋、解经、策论、八股文，考学子有没有博学鸿词，而经学成为最大学术——要么是文学点缀，要么是经世致用之学，即帝王统治学、帝王驭人术。

　　在这一阶段中，世界文化的流动以及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呈自然状态。一个文明中心就是一个文化发散源，中华帝国在几千年中，尤其汉唐时期，更是如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一方面，把丝绸、瓷器以及中华文化包括四大发明，源源不断输送到西方；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宗教和奇技淫巧。东汉时东来的佛教，唐代来华的景教（教）、摩尼教、祆教（火神教）、伊斯兰教，一直影响至今。汉朝长安就有来自罗马的杂技和魔术表演，唐代宫廷确立的燕乐二十八调更是直接从西域引进，因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战乱，中华乐舞丧失泰半，因而唐代宫廷坐部伎、立部伎演出的大曲舞乐，许多是由西域乐舞里补充而来的。

　　实话说，如果不是外部世界发生变化，这样一个农耕社会是可以长久自给自足下去的，而且有可能一直领先于世界，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农业文明确实创造出了四大文明古国和它们的璀璨文化。

　　但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有了跃进式的发展，工业文明得以快速发展。站在中国的视点看，明代万历以后，世界文化有了新的动向，给中国文化带来日益强大的影响和冲击，这种冲击从西方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肇庆，开启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也带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启迪。例如，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东北一隅，引起士大夫们极大的惊讶和反感，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处于天下正中，所以称中国，皇帝则称天子，而方外、域外历来是边鄙荒蛮之地。《山海经》里除了中原，四处都充满了恐怖和危险；屈原《楚辞·招魂》中描绘得四外都可怕，还是家乡好，所以“魂兮归来”。虽然也有徐光启一些先行者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明清一般士大夫都把西学当作旁门左道，认为不可置信，比如，当时认为自鸣钟只是一种能工奇巧，可供把玩，不能当饭吃。康熙皇帝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的中国帝王之一，亲自钻研西方数学、天文学，他身边围绕着传教士白晋、张诚，西洋画师郎世宁等。康熙皇帝还主持过著名的中西天文学家测日影事件，最终还是传教士南怀仁的准确度胜过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于是康熙帝罢免了杨光先，命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崇尚西洋文化的皇帝，还是下令严格限制教在中国的传播。

　　这些传教士的信件、笔札、报告书源源不断地送往西方，从此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就开通了门户。此前西方对东方古老的丝绸之国只是道听途说，12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又带回远东的“天方夜谭”，现在则是中国报道伴随着实实在在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源源不断地涌来了。18世纪前，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尚沉埋在废墟瓦砾中，而文艺复兴在带来西方思想与工业的同时，也引发了西方学术的追本溯源，想弄清楚人类文明是怎么发源的。这时西方人开始好奇地打量东方传统，打量中国与印度的古老文明，于是17、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人们使用中国家具，建造中国式建筑，品尝中国餐饮，思想界则开始研究老子和孔子，莱布尼茨、孟德斯鸠都热衷于探索中国的哲学与制度，西方汉学由此开始兴起，中国诗歌、小说、戏曲也进入了西方视野。例如戏曲，最初是法国耶稣会士普雷马雷把元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引起伏尔泰、歌德等人的重视，掀起对之进行改编、重写并上演的热潮。当然，因为审美基因和习惯的不同，也因为很快欧洲人发掘出了他们自己的古希腊文明源头，而工业的成功使得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确立，西方人对戏曲长期持有贬斥态度，认为它不符合“三一律”的原则，致使对中国戏曲热减退。但从那以后，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戏曲的脚步却没有停止过。

　　第二阶段是自为阶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世界文化的西潮东渐，冲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堤坝。晚清的封建中国进入腐朽阶段，土地兼并、豪强横夺、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偏偏屋漏又遭连阴雨，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庚子赔款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合全国民众每人1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马关条约》要求给日本赔款2亿两（当时日本税收是5000万两）。这些把晚清中国，也把中国文化彻底击垮。当时帝国主义是以少胜多，为什么能战胜？例如，八国联军人数为2.354万人，而北京城有清军8万人、义和团30万人。这在中国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中华帝国不承认制度劣势，只认为技不如人，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兴起，开始建枪炮厂、造船厂，训练掌握洋枪洋炮的新军，后来袁世凯称帝的实力就来自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军队。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到张之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从技术层面学到一些西方皮毛，但掌握技术的人未能得到改造，所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完败于吨位、数量不及清朝的日本海军，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把中国引向制度革新和文化改造。

　　于是，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根基被西方文化冲垮，被西潮东渐的时代潮流所裹挟。曾经长期自我陶醉的中国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进化论，承认了民族的优胜劣汰法则。那时，更多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劣势，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认为中国文明处处不如人；那时，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性向是屈从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旧学毙命、新学兴起，最初就从白话诗取代文言格律诗开始。新型教育体系和学校兴起，学科设置都效仿西方，科系结构都沿用西方体系，直至今天，西方科技知识、哲学、文学一股脑儿涌进中国。这是真正从体用两方面都彻底西化的改变，是农业古国向新兴工业世界的模仿与追踪。这种学习的效果，使得今天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对我们文化的了解要多得多、深得多。

　　文化是人奠定的，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文化和学术的奠基人，大多是留学日欧而学贯中西的人物，眼界的扩大与观念的改变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百年。比如新文化运动领袖中，胡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曾留学日本；清华大学四大导师，除了梁启超是后来日本、考察欧洲外，陈寅恪留学日、徳、瑞士、法国、美国长达年，王国维留日，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其中王国维就是因为留学改换了观念，从而奠定了戏曲史的研究路径，成为一山大师。当然，他心灵深处烙下了太深的传统阴影，致使他最终还是追随自己的辫子而去（1927年自沉昆明湖）。也就是说，我们的新学是学习西方的结果。

　　但是，20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的强劲逐渐消解与东方文化的弱势缓慢回升。

　　一方面，西方文化在新的世纪里陷入了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频仍，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内部逐渐出现了自省意识。比如，《西方的没落》一书承认各种人类文化进程都呈现为兴起、鼎盛和衰亡的周期性运动轨迹，认为欧洲文化正处于没落时期②。这一看法对于西方长久以来形成的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历史永远呈直线发展并不断进步，先进文明必然取代落后文明的历史观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沉重打击了西方教文明终将获得全球胜利的梦想。上述思想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那里得到呼应与充实，并进一步引起西方世界的文化信念危机。20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士柏斯建立的“轴心时代”（Axial Age）概念③，明显已经开始走出自我中心意识，总结了世界文化表现出的多元特征，把人类社会的各种主要精神传统摆在等量齐观的位置④。另一方面，东方以稳重而快速的上升态势有力扭转了世界格局，不同的文化与艺术逐步走向平等对线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性向

　　第三阶段为中国文化重新定位阶段，或者叫人类文化混融阶段。当下的世界舞台已经开始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首尔切换到北京、上海、深圳了。而眼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把半个世界都包括进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把东南亚、非洲、西亚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把中亚、西亚、地中海一直到欧洲都包括了，大约世界一半的经济就会因此受到刺激。沿途国家都很高兴，搭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使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儒家哲理以及为其塑造的和伦理秩序。西方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强调优胜劣汰和残酷竞争，于是升发出白人是优等民族的自豪感。但现在黄种人崛起了、超越了，西方不能再继续漠视黄种人的存在并且具有某种优秀特质的现实。而西方文化不能解决眼下世界的动荡和混乱现象，在进化论受挫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开始被世界重新认识和解读。我们以往长期接受进化论观点，但历史学家汤因比、池田大作都说过，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底蕴。他们认为，未来世界上人类解决冲突和问题的方式，只能在伟大、古老的中华文明里面，而非日本、欧洲或美国。中国传统文化既然带来了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就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国家意识、民族情感、集体主义、忠孝节义等理念，在不远的未来将为人类社会所共享，并为世界的均衡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例如习主席提出用“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观念来整合世界各国的关系，各国尽管有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分歧，但并不妨碍在一起共事、利益共享，同时又允许各自保持自己的立场。这其实是把我们“一国两制”的智慧推广到世界上去了，世界很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关系，未来处理国际关系，决不会只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了。

　　今天，随着中国文化的欲火重生，世界汉学也随之大兴，孔子学院的遍布全球迎合了世界学汉语的热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孙女、美国金融投资家罗杰斯的两个女儿都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朗诵古诗词便是表现。全世界都在重新打量中国文化，打量《道德经》《孙子兵法》《易经》这些在世界轴心时代产生的东方智慧，这些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的思想一道影响了人类两千多年的经典，思考它们在新的世纪里能否为混乱的世界指明方向。经典都比较抽象，具象的中国文化代表则是国画、书法和戏曲等。戏曲作为日常娱乐的艺术，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生活面貌、喜怒哀乐、价值观、审美理想和艺术口味，接受起来更为直接和便捷。于是戏曲汇入了世界现代生活，20世纪90年代，日本能乐进入了欧美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艺术名单，与歌剧、舞剧、话剧、音乐剧并列，今天，中国戏曲正在迎来这样的时代。过去的时代，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比西方人了解中国要深得多，21世纪可就不一定了，西方汉学家们正在迎头赶来。

　　为什么说要对中国文化重新定位？因为21世纪前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的阶段已经逆转，我们要重新解读中国文化的特殊符码，重新判断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以决定取舍。例如，中国旧学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学习西方体系才各自分开，但文学能离得开哲学、历史吗？西方汉学反倒是不分家的。今天我们要深入理解传统学术，就得从不分家的孔径去接近它。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以往用西方文艺理论、概念解释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经常出现方枘圆凿现象，例如，如何理解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提出的美学概念：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洗炼、劲健、绮丽、自然、疏野、清奇、飘逸、旷达？如何理解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所说盛唐之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我们能否建立自己的美学评价术语和体系？

　　当然，东方世界的发展也有令人警醒之处，比如，反叛的后殖民情结的恶性膨胀与反仆为主的文化报复倾向。东方国家的人民在过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鼓舞下，个别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者甚至提出了21世纪东方文明主宰论，比如，日本农学家岸根卓郎在《文明论》中声称：东西方文明以800年为周期呈循环替的“文明兴衰法则”，公元1200年到2000年为西方文明的高峰期，继之而来的2000年到2800年则将成为东方文明的高峰期⑤。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的文明格局主要奠定于西方近代文明传统的基础之上。东方国家的崛起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大量模仿和引进，他们的发展往往具有后发优势，既能够直接推进到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又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传统文化中西方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文明都应该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命运和前途，以科学未来主义的眼光，建设符合人类思维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命运共同体。

　　毫无疑问，东西方人之间存在着思维上的差异。东方传统宇宙观的缺陷在于它模糊思维负面的不可知性与表象化，西方传统宇宙观的致命之处则在于其机械思维的极致就是对生命与自然的最终否定。而现在的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无法继续认真区分彼此。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精神必须在共同现实面前靠拢。东西方不同宇宙观的合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同的思维感性与理性原则，势必在21世纪里被世界所认同与扬弃，新的思维基点一定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总结之上。虽然我们说，21世纪里也许会有文化冲突发生⑥，但冲突的结果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意味着掺并、混淆与融合的发生和实现。（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日、3日在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演讲稿。）

　　① 自在”与“自为”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G.W.F.黑格尔的专门术语，用以表述绝对理念发展的不同阶段。“自在”即潜在之意，表现为存在的客观性；“自为”即展开、显露之意，表现为本质，以及对立斗争得以显现。我们这里借用。②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③即：以色列、希腊、印度、中国四种几乎同时出现过哲人时代的文化，是今天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④参见杜维明：《从世界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出自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页。⑤参见岸根卓郎：《文明论》，王冠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2页。⑥美国国际刊物《外交》1993年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al P. Hunthgton）《文明的冲突?》一文，把文化差异作为未来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引起一定范围的反响与争议。